论现阶段我国乡镇企业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工业化战略的直接产物,其独特的制度特征和区位优势,使其在我国现阶段仍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由于乡镇企业整体上尚未发生企业发展史上所说的"管理革命",因而,其劳动关系的根本特征是企业所有者和新型工资劳动者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乡镇集体企业的经营者最大化追求"企业控制权"回报、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最大化追求企业利润、新型工资劳动者努力追求以较高比较收益为主要目的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而不计劳动权利和劳动条件,同时,占乡镇企业96 1%的个体私营企业因拒斥内部监督、不愿支付工会运行的经济社会成本和劳动者因维权意识不强而导致工会组建的内在动力不足,是乡镇企业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控权论视角下政府绩效问责的有效治理路径

政府绩效问责作为一种执行工具和制度安排,具有绩效激励与问责控制的双重功能。在控权论视角下,绩效与责任并重、控制与激励兼容以及科层体制的制度保障构成绩效问责的控权治理基础,事前目标设定、事中检查验收与事后激励奖惩则形成绩效问责的控权行动规程。政府绩效问责的有效治理取决于整体制度与行动系统的逻辑匹配、功能互补与流程衔接。政府绩效问责所面临的目标偏离、信息障碍、标准模糊等制度困境和责任厘定、行为监测与绩效反馈等执行难题,主要归因于科层体制下绩效激励与问责控制的非一致性与非协同性。对此,需要总体上审视绩效问责制度均衡条件与行动支持机制,通过分层设置绩效目标任务、实施清单式检查验收和分级对位奖惩,达成全域定责、全程督责与底线追责的有效控权和高效问责。     

控股股东控制权制约问题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现象屡禁不止,给证券市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通过对这一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在寻求制约控股股东控制权的对策上,我们应在公司中引入“深石原则”;完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措施;设计新的上市公司监督制度。     

并购重组下控制权稀释与支付行为

本文以2008年至2019年间发生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依托,发现控制权稀释与现金支付正相关;关联并购下,主并方倾向于使用股票进行支付以实现"隧道效应",同时又因严重的代理问题削弱了控制权稀释与现金支付之间的正相关性;将控制权损失风险作为控制权稀释的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并不适合于重大资产重组下的并购.     

国美的“囚徒困境”

作为国美的创始人,黄光裕失去自由已近两年。然而,在由黄光裕家族主动发起的国美控制权争夺大战中,身处“囚徒困境”的绝不仅仅是黄光裕。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总体发展过程

我国证券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步由幼稚走向成熟,由躁动趋于理性。在此期间,以证券市场为依托的企业兼并收购发展迅速。综观证券市场发展历程,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一、启蒙与探索阶段(1993-1996)。1993年7月,深圳中国宝安集团有限公司大量收购上海延中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市掀起一阵波澜,开始被看作是不光彩的事遭到抨击,一度成为新闻舆论界的热门话题。经过激烈争论,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尽管因为这是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收购另一家股份制企业多达16%股权事件,在收购的过程…     

记名提单托运人货物控制权与收货人提货权研究

记名提单作为提单的一种,在海上货物运输环节具有至关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从记名提单托运人货物控制权-9收货人提货权这一新视角切入,在中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框架下,解读相关法律要素,还原记名提单应有的法定特征及功能,得出记名提单承运人需凭正本记名提单放货的结论。     

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多样化——基于创新过程中主体互动的研究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一个涉及创新初始、试点、实践等三个阶段,并涵盖多个创新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基于创新过程视角,并借鉴控制权和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分析“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等创新主体在基层治理创新不同的过程阶段所具有的互动关系和策略,进而构建一个基层治理创新过程的主体互动框架,分析基层治理创新不同阶段创新主体互动的关键机制。基层治理创新遵循“自上而下的强控制—资源配置与创新试点博弈—创新成功、中止、失败或融合”的演进过程。在基层治理创新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试点与实践阶段,创新主体均采用不同的策略而形成相应的互动关系,最终影响基层治理创新成效。目标导向与自由裁量、压力监督与资源整合、考核问责与倡议联盟是促使创新主体在不同阶段形成互动关系的关键机制。     

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流通：数据财产权益的双层配置方案

数据财产权益的配置应以数据的“生产—流通”为分析框架,分别进行数据生产环节的数据控制权配置和数据流通环节的数据利用权配置,以统筹数据流通与利用中的秩序目标和效率目标。数据生产环节,数据控制权配置应以数据生产为依据,承认数据生产者对其生产的数据享有一般数据控制权。应明确数据生产的内涵,界分数据生产环节与其他投入性生产要素的生产环节,界分数据生产与数字劳动,避免数据控制权主体的泛化。数据流通环节,数据利用权配置可依意定和法定两种模式展开。数据利用权的意定配置包括数据控制者授权他人使用数据和公开数据两种形式。数据利用权的法定配置包括为保护特定利益所必需和为促进数据流通所必需两种典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