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司治理

本文从与公司治理结构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公司组织三个基本结构为基点,探讨我国目前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考虑的或可能涉及的问题及解决思路。认为控制权配置作为均衡所有对公司有经济资产投入的利益主体在公司中的利益和权力的制度表现,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核;资本结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相机控制的作用,其对公司治理的潜在影响是债务可能导致的控制权转移甚至重新配置,产生新的控制权安排,由此动摇既定的治理结构内核;激励结构与公司治理密切相关,从多角度考虑的、动态的激励结构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     

试论特许经营法律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假设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特许经营合同,甲公司是总店,乙公司是加盟店,加盟经济项目生产并销售某一品牌高档化妆品。合同约定,甲公司将其生产技术和商标作用权有偿许可给乙公司使用,并协助乙公司人员培训、加盟店的选址和店面装潢工作,乙公司每年向甲公司交纳加盟金10     

基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会计核算方法

从企业产生至今,企业治理走过一段长长的股东单边治理的道路,即由资本所有者单独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但企业是由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契约组织,各利益相关者依据其向企业投入的经济资源分享企业的产权收益。在分享企业产权收益方面,各利益相关者     

记名提单托运人货物控制权与收货人提货权研究

记名提单作为提单的一种,在海上货物运输环节具有至关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从记名提单托运人货物控制权-9收货人提货权这一新视角切入,在中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框架下,解读相关法律要素,还原记名提单应有的法定特征及功能,得出记名提单承运人需凭正本记名提单放货的结论。     

上市公司要约收购控制权移转博弈论

上市公司证券市场产生利益之分割以及实体经营产生收益之分配,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上市公司控制权股东之意愿。如何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成为多方利益博弈之途径,通过对于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则成为快捷手段之一。本文之目的主要针对上市公司股份收购从部分要约收购向全面收购之角度,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过程中利益博弈展开分析。     

法院的专家:英国专家证人权责的重塑及启示

在英国,专家在参与法院审判时至少曾分别扮演过以下四个角色:当事人的专家、特别陪审团、技术陪审员和法庭专家,这一发展脉络与诉讼中查明事实的主导权之变化及对抗制的确立和发展有关.近年来,英国民事司法改革通过限制专家证据的运用、强调专家对法院之职责以及限制专家证言的适用,重塑了专家证人的权利和责任——"法院的专家"成为专家证...     

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困境与破解——以控制权为中心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PPP协议权利(力)配置遵循普通契约的一般规律，是不同风险与不同控制权的排列组合。PPP协议又具有特殊性，它是政府以关系风险增加为代价向私主体转移绩效风险的产物，控制权类型相应划分为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根据传统权力划分理论，在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固有权限之间仍存在一个权利(力)空间，它导致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的困境。为避免政府自由裁量权对权利(力)空间的任意支配，PPP项目公私主体控制权应区分绝对范围与相对范围。相对控制权的划分可借鉴公众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划分规则，优先配置给私主体，以突出PPP协议合作绩效最大化的治理目标，同时借助强制性程序规范，减少政府对私主体运营控制权的干预。     

浅析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控制权条款与公司法之间的冲突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于公司章程中公司控制权条款的规定留白较多且过于原则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公司首当其冲成为经济模式转型的最佳载体。当前,司法机关及经济市场职能部门以保守策略为导向,即使最高院目前以极高效率出台第五部相关司法解释也未能从容应对公司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风险和纠纷,导致裁判尺度的不一致,阻碍了公司的稳定性和高速发展。文章从阿里巴巴和京东公司现行管理模式中关于公司控制权条款入手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内公司现有模式及公司法相关规定,探讨在股东表决权及董事选任制度上灵活设计的优势及在制度移植的合理性,提出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冲突解决途径。     

论公司控制权机制的突破与重构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创业者在发现商机与创新商业模式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而投资人在商业模式上的“外行人”属性越来越明显。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角色的重新定位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公司的最终决策权仍属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传统公司控制权机制，不符合现代公司治理对决策效率的要求。为免除创业者们有“为他人做嫁衣”的后顾之忧，建议“同股同权”原则的适用应限制在物质性决策权方面，如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分红等，而对于那些直接与公司经营发展相关的管理方面的决策权，即管理性决策权应尽量让渡给具有商业智慧与决策能力的创业者们。     

“事责逆向回归”:行政发包中的事责纵向调节机制研究——基于对天津市“河长制”的考察

对于行政发包实践中如何促进事责在纵向上的恰当配置，学界现今仍然鲜有关注。“事责逆向回归”是行政发包实践中对事责的纵向调节机制，能够在治理链条的局部区域将下级难以承担的事责自下而上回归至上级部门和主管领导。基于天津市“河长制”的考察，通过案例法、访谈法和文献法等方法从目标设定、检查验收和激励分配三个方面切入，可以发现“事责逆向回归”呈现出下级参与目标设定和对目标进行过滤、行政系统与社会的双重检查和对相关公职人员的全面吸纳、问责压力为主的激励分配和政治推动为保障等特征。“事责逆向回归”能够促进事责在纵向上的再次分配，进而提升治理成效；与此同时也体现出新部门在资金、编制管理方面的矛盾以及上级主管领导职责叠加、目标过滤失效等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