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准入歧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以“温州假货”事件为例

私营企业准入管制的变革,对温州产品质量进步和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温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以假冒伪劣产品闻名,原因是国家对私营企业实行准入歧视,导致温州企业被迫通过挂户经营方式生存。在挂户经营模式下,私营企业缺乏独立产权和品牌,搭便车行为难以防范,企业难以通过提升质量获得竞争优势,而只能通过价格竞争生存。1992年后,准入管制消除,温州私营企业纷纷脱离挂靠单位,于是信誉机制重新开始发挥作用。这解释了温州产品质量在1992年后的迅速提升。该案例表明了国内企业法制的改革完善对于促进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     

G20伦敦峰会的亮点与缺憾

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最突出的是以下亮点： ——与会各方确认了财政刺激总体规模。面对危机，为了提振经济，弥补居民消费和企业部门投资之不足，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发挥重大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要付诸实施，不仅需要克服多项制度障碍（如欧盟对成员国财政赤字规模的限制），更需要消除各国“搭便车”自私动机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伦敦峰会首脑声明称：“我们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协调一致的财政扩张……”     

浅谈“搭便车”行为——从“偷税漏税”行为说起

本文首先从偷税漏税的行为说起,运用公共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原理对这一现象进行客观的、理性的分析,认识到其实质为搭便车行为,进而对搭便车行为产生的具体原因进行了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深刻的剖析,最后通过总结与联系社会现实提出了缓解以及治理搭便车行为的比较可行的措施。     

论公共利益的损害与保护——从搭公共利益“便车”的视角看资源浪费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好多上班族扮演着双重角色，在家精打细算，在单位却是个地球污染者。这主要源于公共利益的相容性，因此，好多人便坐享其成地搭公共利益的便车，浪费了公共资源。但公共利益还具有相关性，最终受损的还是个人利益。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我们必须全方位的努力起来，以保护公共利益。     

为您服务

●律师信箱搭便车发生交通事故谁赔偿?背景:前不久,李某驾私车出差,巧遇好友王某请求搭便车,李某欣然同意。途中,李某的车与肖某的小货车相撞致王某受伤。交警认定,李某超速、肖某超车不当各负50%的事故责任,王某     

意识形态、教育观念与教育制度——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从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开始运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开始,意识形态问题一直充满争议。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新颖阐释,有助于从更宽泛的意义来理解教育观念与教育制度的关联。     

集体维权行动的困境分析

大众侵权行为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面对日益泛滥的大众侵权行为,多数人集合起来形成合力对抗违法行为,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群体性纠纷中,多数人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形成了集体行动。集体维权行动中,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公共选择学派认为,集体行动中的个人也具有趋利避害的经济人本性,容易出现搭便车困境,使得集体行动无以为继。从道德立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非常困难,奥尔森提议用选择性激励机制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美国的集团诉讼就是选择性激励的有效应用。     

新农村建设中县域农村公共产品横向联合供给刍议

由于能力、资金、资源等限制及"搭便车"心理的作用导致县域跨(区)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县域的地理、文化、需求层次、政治环境等同质性,为县域府际、村际、族际等横向联合,促进跨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供给奠定了基础,利于满足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需求,促进新农村建设.     

社区自治中的内生惩罚：自主组织规制搭便车行为的策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社会治理创新呼唤社区自治,而居民的搭便车行为致使自我服务难以实现。那么,怎么规制社区自我服务中搭便车行为?以及哪些要素使得社区自我服务成为可能?对N社区自主物业管理的个案分析发现,内生惩罚是规制居民搭便车行为的创新策略,其逻辑为自主组织成为社区自治的媒介与载体,通过缩小自治范围、动员社区精英、赋权居民参与及重建社会网络等过程要素"催化"内生惩罚的生成,迫使居民投身于公共事务,各个要素之间属于递进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解决搭便车行为的策略集合,对推动社区自治具有政策价值。     

试论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问题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分支之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可谓研究该领域的奠基之作。他站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认为集团是由各构成主体的自发意志所形成的,其理论主要阐述的是以谋求集体财富为目的的集团规模问题。其论点为旨在获得集体财富的集团,其规模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具体而言,他认为规模小的集团比规模大的集团更能实现集体行动。但在书中,奥尔森认为规模小的集团情况复杂,故其研究的对象为大集团,更为确切地说强调大集团的“集体行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