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放式处遇制度的理性透视

开放武处遇制度是西方的一种主要的行刑制度，而我国仅在近几年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本文讨论了开放武处遇制度的起源、发展、形式、理论依据及优缺点等问题，提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武处遇制度，以推进我国行刑制度的改革。要在现行分组处遇级基础上，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允许进入开放性处遇级别的罪犯参加社会上的劳务承包劳动，待条件成熟后，可以推行罪犯日问在社会上劳动，晚间自动回监报到的制度。逐步尝试工作释放、释前放假等措施，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对被收容教育人员实行多层面管理的思考

多层面管理就是民警依法行使管理职能,采用多种形式、多方位、立体化地对被收容教育人员进行管理的方法。其主要形式有分级管理、学员自身管理、个人目标管理。多层面管理能充分发挥管教民警和被收教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收教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罪犯成因视野中的罪犯处遇政策定位

罪犯成因的合理剖析是构建科学的罪犯处遇政策的理论基础,具有深厚绝对主义认识论意蕴的实体先行程序附后之罪犯成因思维模式已经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引入相对主义认识论重构罪犯成因理论是反思并重塑罪犯处遇政策的切入点。     

我国移植社区矫正的前景展望及本土化构建

社区矫正代表着罪犯处遇的未来走向,但我国当前社区矫正的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加紧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已成当务之急。应当构建完备的立法、科学的裁量机制和健全的执行体系,以保障和促进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发展。     

从刘涌改判案看司法与传媒的冲突

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案令舆论哗然乃至激起公愤,这无疑是今年继孙志刚收容被伤害致死案之后,媒体和公众最为关注的又一起重大案件,刘涌改判案已经成为上至专家学者下至黎民百姓津津乐道的焦点.据法制日报网站和中国普法网9月3日报道,"据可靠消息,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辽宁刘涌一案,已引起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对此案的审查."近年来,从刘晓庆案到孙志刚案,司法与传媒的冲突可谓由来已久.刘涌改判死缓案再次让司法与传媒的冲突升级,人们正在对处于舆论哗然和民怨沸腾背景之下的司法审查拭目以待.     

罪犯类型及法律处遇略论

犯罪人的犯罪事实一经查明,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后,即由社会公民的身份转化为犯罪公民的罪犯身份,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被虐待或受到歧视。人民国家在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思想、道德、文化、法律教育和犯罪心理矫治的同时,还要从他们将来服刑期满回归社会能够有业可就和自食其力的角度着想,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和学习职业技术。他们在服刑期间的生活权利和生活待遇也会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处遇状态并不会因犯罪而有所改变。     

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浙江省委政研室召开专题研讨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它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赋予其丰富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丰富了人类经济思想宝库。为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实践,最近,浙江省委政研室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讨会。现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登如下。     

“顽危犯”洪继智的改造困境

顽危犯的控制防范、教育转化,一直以来都是确保监管安全稳定和矫正教育质量的一个必须破解的难题。在对一名顽危罪犯的跟踪调研中发现：顽危犯自身改造陷入困境,以消极的态度和行为应付或对抗改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做好顽危犯“事后”教育转化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和重视包括顽危犯在内的罪犯违规违纪行为的“事前”控制防范。防范控制措施主要包括强化罪犯入监教育,充实和完善入监教育内容;区别和兑现罪犯分级处遇,发挥分级处遇的激励作用;严格监管纪律和改造秩序,发挥运用惩罚的威慑效应;培养和激发罪犯的积极改造动机等诸多方面。     

涉银行卡信息网络犯罪的刑事认定与治理

涉银行卡信息网络犯罪集中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对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但偶尔以提供信用卡形式进行帮助的行为,仍应定性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跑分”行为人使用多个信用卡或第三方支付软件转移资金性质不明的款项,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进行认定。在依法严惩的同时,既要理性平衡司法投入和产出,保持刑法谦抑性,又要坚持前端延伸,有效跟进综合治理。     

民初商事公断处探析——以京师商事公断处为中心

民初,政府为规范商会理案行为,明令在商会下设商事公断处专司裁决商事纠纷,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京师商事公断处就是其中之典型。近代中国商会是一个兼具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混合体,商事公断处也不例外。商事公断处新旧杂糅的特点,以及商事公断处理案的过程和效果,使得我们不能单一界定其法律性质为仲裁或调解。民初商事公断处的历史变迁,反映了近代商人群体法律观念的变化。作为近代中国商事裁判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事公断处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对国家自上而下进行司法变革的回应,更是国家司法改革在民间社会的一种实验。商事公断制度已经既不是古代中国的调解,也不是近代西方的商事审判,而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自然发展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