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融合走向智慧协同: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困境与回应

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需要经历由数据驱动向智慧协同转变的过程。智慧城市群是"智慧城市"概念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延伸,智慧城市群的大数据内嵌于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它能够筛选有效信息,辅助公共服务智能化决策,自适应调节公共服务情境。应用大数据资源在智慧城市群进行公共服务治理的同时,会产生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层面公共服务决策的技术困境、结构困境和伦理困境,必须重新规划多级城市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治理权限,培养多主体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完善智慧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建设,消除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诸多困境。     

关于党建引领上海社会治理的思考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城市工作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重要保障。从组织引领、内涵引领、价值引领、路径引领四方面,梳理总结上海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从理念、制度、着力点、手段方面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上海社会治理的思考。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模式的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视角下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为苏联遵循社会主义理论建国提供了基础并由此开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师从苏联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许多挫折。改革开放正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实事求是、科学分析后突破现代化道路瓶颈的应对决策,在成绩斐然的建设成果背后,也完善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理论,推进了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     

从"管控"到"治理":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治理形态不断演变,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强调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呈现不同的工作特征,逐步实现了由从"管控"到"治理",由"包办社会"到"治理社会"的转变。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需要沿着: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

21世纪初的拉美新一轮左翼政治浪潮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在拉美的霸权和主导地位的一次强烈回应。左翼政府提出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两种替代发展方案。前者较为温和务实,对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优缺点都有所承认,尊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大胆而激进,试图找到一条能彻底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两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实践:经济领域以国有化、土地改革、价格控制、外汇管制为主;社会领域以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社会救助和扩大公民权为重心;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则倡导独立自主意识,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拉美一体化。总体来看,拉美左翼政府的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重视国家作用,将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作为政府首要议程,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及财产、权力再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收入,政策调整的基础薄弱而不稳。拉美左翼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