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部分.意识形态的强大社会功能以及当今国内外意识形态现状向我们表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新形势下,要警惕"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新教条主义",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正确理解和处理意识形态"一元"与"文化多元"的关系,遵循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规律,并掌握其科学方法.     

长征初期，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七次斗争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此时,随队转移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的指挥。从1934年10月到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斗争至少有7次。会昌之争,毛泽东实事求是:我们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南去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     

红军长征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回顾及经验启示

党领导红军不畏艰难困苦,长驱两万五千里,终于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取得的,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张闻天与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它纠正了当时我们党在最具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达四年的统治,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以其特殊的身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对苏联模式态度的深刻检讨

本文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式照搬和对苏联模式教条主义态度的破除两方面,说明并肯定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反思苏联模式,深刻检讨对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态度所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正确思想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把“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纵观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史，既是一部坚持正确思想路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与时俱进地反对教条主义等“错误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总结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可得出三大基本结论与基本启示，即明确理论创新的时代命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条件；坚持正确思想路线与科学思维，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本保障；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是“破立并举”的过程，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有效加强理论武装，必须坚持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坚持实践标准、在实践中检验与发展真理。     

王明教条主义的产生和演变

王明教条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教条主义,也是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梳理王明教条主义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旨在新的历史时期内避免教条主义的再次产生。     

那些不能忘却的优良传统

1理论联系实际从1930年写《反对本本主义》,到1937年写《实践论》、《矛盾论》,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正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首先是在高级干部中间,形成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     

整风演进——阅读与转变党风（下）

编“党书”，让人“恍然大悟”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能获得这个共识，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在会前编印了...     

解蔽与重建:论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

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早期所出现的理论疑难是张岱年坚持"新唯物论"、发展"新唯物论"的思想起点。通过对教条主义和旧唯物论的批判,张先生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面向本民族的社会现实,而且要从经验性的推断跃迁至概念性的反思。在他看来,争取民族独立与推行社会改造的复杂和艰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绝不能以平面化的方式展开。从培育革命主体以提升民族凝聚力、创造精神家园以彰显社会主义理想性的角度出发,张岱年提出了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重要性,并由此开启了与艾思奇等人既相互促进、又彼此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