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1960年,我从北京第四中学高中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考上出国留学预备生,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列宁格勒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攻读放射化学专业,一切均由国家安排妥当。在当时,不可能有私人出国,唯一的留学就是由国家保送去苏联或东欧几个国家,学习的专业亦由国家决定。就在我刚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拒绝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专业,而只允许学习打猎、养蜂、园艺等专业,父亲建议我转去清华大学继续学习。     

我亲历的广西文革

母亲王慕冰在《广西日报》任编辑,父亲程兴业在南宁一中任教,我家就住在报社。食堂前的大字报先提打倒报社社长,后又针对广西的第一把手韦国清,最后刘少奇的名字也被打大叉了。我回去问母亲,这样一个个打倒,最后会不会打倒毛主席？母亲大惊失色,叫我不要胡说。街上越来越闹腾,报社涌来一批批红卫兵,围成一堆堆大声辩论。某天打起来了,石...     

白求恩:孤独的异邦人

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有不知道白求恩的名字的。在规定“天天读”的著名的“老三篇”中,这是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圣徒,众人学习的典范。但是,作为西方知识分子,白求恩身上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特质被掩蔽了。应当看到,这种个人主义与革命的理想是有密切联系的,然而也有冲突,并因此蒙上悲剧性的阴影。     

我与父亲叶剑英的文革往事

作为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她策划组织了1966年12月“绑架”彭真事件,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但随后,她也经历了身世浮沉。     

贾植芳的新故事

人的一生,都有故事,只是多少不同,贾先生是属于故事特别多的那种人。他传奇般的经历曾让海内外不少学人嘘唏不已,可他的人生故事远没讲完,尤其是从“文革”开始之后到2008年谢世这几十年几乎还是空白。笔者有幸同贾老相识多年,一次次地听过他许许多多的新老故事。这里择其中几则有趣者供读者一哂。为避免第三人称的加油添醋,特以口述记...     

焦点二 贫困“精英”的心理应对

我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经历过许多酸甜苦辣的岁月,从中国最贫困的日子走到现在。在物质文化空前繁荣的今天,每当看到一些知识精     

三十年前如此“批邓”

1949年后,“流行音乐”渐被禁止,在1956年的“早春天气”中略有“回潮”,但随后在1958年的“批判黄色音乐”运动中即被完全禁止、彻底扫荡。“文革”中,唱、听流行歌曲更是罪可入狱,流行音乐完全绝迹。然而1979年随着国门初启,     

非常时期的非常眼力——叶剑英对国际问题的研判

在历史的非常时期,常有为数不多的非常人物。这种非常人物的一个标志就是有着大多数人所没有的一双慧眼,能看到并敢于说出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东西,作出大多数人无法作出的判断或预见。“文革”中叶剑英对国际问题的研判,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例证。     

耀邦同志“十年开拓”的起点——纪念胡耀邦九十五华诞

1988年秋,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时的秘书陈维仁,为自己的老领导写了首诗,前两句是：“戎马倥偬为大同,十年开拓振雄风。”“十年开拓振雄风”,是对耀邦同志“文革”后复出的十年不平凡历程所作的很好概括。胡耀邦同志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任职,到1987年初,整整十年。这十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执政党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研究概况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执政党视角下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文革"后执政党进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践进行了历史反思;另一方面,伴随向社会中心的回归,知识分子也开始思考自身的历史命运,特别是对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呼唤必然触及对知识分子理论政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