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钟书的健康及其他

“文弱书生”,用在钱钟书身上其实还是很贴切的。和他渊博宏大的知识结构比起来,他的身体显然不具有对称性。他的好友郑朝宗说：“有时你不免惊奇,像他那样弱不禁风的人,怎么能吞进那样多的东西,照一般的想像,一个胸罗万卷的人,理应具有约翰逊博士那样魁梧的躯干的。”其实从少年时期开始,一直到解放前,钱钟书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他青年时和陈衍（石遗）往来密切,自言：“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石遗老人因此建议他：“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郑朝宗说他“年尚未四十,而体赢善病”。特别是困居上海八年,他“心情奇劣”,身体时常不好,每年生一场病,一病往往一个多月,请医问药都没用。解放后到“文革”前,生活较为安定,衣食无忧,又值壮年,他的身体很好,稍微发福,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个阶段。许渊冲五十年代初遇到钱钟书,“胖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文革”重灾之下的昆明军区

“文革”中，昆明军区是全国受灾最重的单位之一。其中除了受迫害自杀的昆明军区前任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刺杀身亡的昆明军区后任第一政委谭甫仁中籽，受迫害跳楼未死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少将等之外，昆明军区的众多将军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中将等，几乎全卷入了“文革”的漩涡。     

城市贫困人口特殊年龄分布的深层探索

本文在对中国城市不同地区贫困人口年龄分布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描述了城市贫困人口年龄分布向40-49岁组的积聚现象。认为40-49岁组贫困的实质是一种剥夺性贫困;如果脱离文革对这批人教育权利的剥夺、以及社会转型对他们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冲击,孤立的分析这批人贫困的个人层面因素,是较为偏颇和不全面的。政府应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补偿,并针对贫困人口特殊的年龄分布制定以就业为先导、重在“充权”的贫困救助策略。     

子规啼血——忆吴晗伯伯

以饰演马派《海瑞罢官》而著名的北京京剧院须生安云武,在电话里告诉我:“去年是批判吴晗先生《海瑞罢官》40周年,今年又是‘文革’浩劫40年,吴先生遇害38周年;也是我的恩师马连良先生‘文革’中因扮演海瑞,被江青多次点名,而横遭加害致死40周年,您不写点什么?”回忆起那血雨腥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精神形态与话语方式

"文革"期间,为思想改造运动驱使和政治斗争需要,知识分子从身份到思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本文在对作家精神世界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基础上,将其区分为虔诚型、苦闷型、中间型、抗争型四种形态,并就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和集体创作方式推广做了深入探析,指出两者之间的同构互动关系.     

“孺子牛”的新品格

读着追记牛玉儒同志的通讯,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便涌上心头。传统看法中,孺子牛是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之喻,“文革”间则因“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被嗤之以鼻;即使在今天,也还被一些新潮思维认为过了时。现在,牛玉儒同志用他的事业和生命给孺子牛的形象打上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时代印记,丰富了党员领导干部“利为民所谋”的崇高内涵,使“孺子牛”有了与时俱进的新品格。孺子牛应当是“拓荒牛”。深圳有座牛雕塑,那牛伸头梗颈,注目扬角,抵足鼓臀,肌腱贲张,名叫拓荒牛,意寓在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拓荒。民族复兴的大业是在古老的贫穷落…     

卖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留给党和后来人的《多余的话》，我最早是在“文革”中从传单上读过，那时是戴着“叛徒”的有色眼镜读，未多加思索。     

官员考核路线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官员考核着重突出政治思想表现。7949年11月，中组部颁布有关规定，干部鉴定内容“重点放在立场、观点、作风、掌握政策等方面”。十年“文革”，中国的各项制度均被扭曲。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从意识形态转向经济领域，在对官员的考核中。经济的权重开始与日俱增。     

小人书,画里有话 《小人书的历史》读后

"小人书",即连环画也。我们的阅读都是从图画出发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成长中总有一段连环画伴随的历史。虽说阅读时间因人而异,可它却给不少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记,成了他们了解社会的一扇独特窗户。     

风雨诗心——追忆同赵朴初老人在“文革”岁月的交往

赵朴初老人不仅是国务活动家，精研佛法的宗教界领袖，也是诗词曲和书法大家，用散曲体裁写现代题材讽喻时事，更是他的一绝，开散曲的一代新风。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公三哭》，传诵一时。“文革”大动乱中，由于他是国际文化尤其是东方国家的知名人士，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竭力保护，免受迫害，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