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改革发展与乡村振兴(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本文立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目标任务,聚焦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脱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四大历史主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振兴的历史,揭示了四大主题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以及乡村振兴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东北作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着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深层次改革与实行更高水平开放所作出的主动战略抉择和重大战略部署。东北地区要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东北振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新看点

与以往相比,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是有不少新提法,主要有:第一,新型的农业现代化,这与过去的农业现代化提法相比,区别较大。第二,要让城市发展辐射农村、带动农村的发展,到农村去,支援农村的建设。这也是过去讲得比较少的。过去总体的是讲农村资源往城市转移,现在提出城市要对农村辐射,带动农村发展。第三,重视农村市场,提高农民消费。农村的消费市场也是很大的,通过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带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发展。除了新提法,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有如下一些新看点。     

新形势下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应树立形势下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应树立“五个新常态”

“新常态”是发端于经济领域的关键词,指的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开始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随着“新常态”理念和思维的发展,“新常态”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当前,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必须适应新形势、新常态的要求,在工作作风上树立“群众第一”、“服务至上”、“求真务实”、“清正廉洁”和“开拓创新”这五种新常态,统一思想,奋发有为,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更好地促进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两种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

西方学术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改良论新自由主义"与"保守论新自由主义"之分。对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两种新自由主义都负有相应的思想指导责任。两个英文术语翻译为一个中文术语,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我国一些学者把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保守论新自由主义,带来诸多理解困境,不利于真正把握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年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全局的新高度,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起点上对青年的社会地位、时代使命和发展前景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广大青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强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青年健康成长成才的关键。这些深刻论述和见解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代表了新一届党中央青年思想的新方向。     

“湘江之问”问出了什么

2013年12月2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共中央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座谈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扣人心弦、令人深思：“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     

北京疫情防控的特殊重要性与重大价值

北京有着独特的城市角色,其疫情防控直接关系到全国疫情防控的全局,从而具有特殊重要性。新发地疫情发生后,北京市凭借着前期的疫情防控经验,采取"快准狠"的举措,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成为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样板。北京的防控举措兼顾了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以最快的速度果断处置新发生疫情,且能够随着防疫态势变化动态优化防疫举措,这些都为国内外其他地区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经验。     

新刑诉法下检察工作的应对措施

新刑诉法的审议通过,是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一个重大举措,而新刑诉法也将在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刑诉法在内容上进行了调整,同时也增加了一些程序,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改善,这对于检察机关等政法机关的工作模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基于此,从新刑诉法增强的功能出发,探讨检察机关在新刑诉法中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一些应对策略,希望对相关单位与人员有所借鉴。     

国外“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历史预置、理论主张与分析视角

国外"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周期:科学管理时期,新公共管理时期与整体政府时期,形成了"分工—协调"论、"结构—功能"论、"无缝隙政府"与"伙伴关系"论、"整体政府"论等较为成熟的理论主张。其分析视角主要包括政府效率的视角、公共选择的视角、民主政治的视角。但是,从理论层面上看,国外的"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由于缺乏从通则式的解释模式分析政府部门间关系的调整,因此,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的"政府部门间关系",从而不能拓宽理论研究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