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满大地锁蛟龙——记吉海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

一、吉海铁路的由来 沈吉铁路（沈阳至吉林）的吉林西站至朝阳镇（位于吉林省海龙县）站段，在抗日战争期间称为吉海铁路。1922年6月，张作霖为了摆脱日本对中国的控制，抵抗日本对东北三省资源的掠夺，制定出修建纵贯东北三省的东、西线铁路计划，准备先建吉林至海龙的吉海铁路，再与吉长、吉敦铁路接轨联运。日本人横加阻挠，无理拒绝与吉林站接轨，还拒绝“满铁”运输筑路材料。     

假辫子和官话

清朝最后10年,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借鉴

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在其《少年法》的基础之上。日本的《少年法》集实体法、程序法、行政福利法、刑事法为一体,秉承着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尊重其作为权利主体之人格,系统、全面地规定了保护、教育他们的原则和办法。在健全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引领下,日本社会一直处于少年违法犯罪率较低的水平,其在未成年人保护和治理少年非行方面堪称世界楷模,值得中国借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领域作了一些努力和尝试,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和世界水平相比,仍有巨大差距,理应奋起直追。世界各国少年法一般称调整对象为＂少年＂,但也有称为＂未成年人＂、＂青少年＂或＂儿童＂的,含义均为同一。本文中的少年和未成年人是指相同的概念。     

日本在中国高铁海外输出进程中的影响

2009年中国正式提出高铁海外输出战略,计划建成以中国为起点,贯穿欧亚大陆,串联东南亚的三条跨国高铁走廊。随后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高铁输出提供了新的契机。由于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高铁输出也被日本政府视为实施"经济成长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中日双边关系陷入"政冷经冷"的局面,日本对中国高铁海外输出持以竞争立场。日本针对中国高铁海外输出采取了种种具体的竞争措施,从而导致中国高铁的"出海"征程荆棘满布,纵有所得却也难言全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日本都将对中国高铁的海外输出的进展构成严峻的考验,因此中国在推进高铁输出的进程中,既要准确把握日方所扮演的角色,也要妥善应对来自日本方面的影响和竞争。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在天津陷于日本侵略军铁蹄之中的严峻形势下．中共天津市委按照上级批示，保存和恢复了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出版党的刊物．扩大抗日宣传；建立秘密电台，加强同党中央、北方局的联络：组织抗日团体，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开展抗El救亡斗争．在中共天津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     

韩国、日本与新加坡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途径研究

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韩国、日本与新加坡采取多种途径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坚持立足传统文化，吸收现代文明；坚持政府和执政党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综合运用教育、媒体和法律制度等手段共同建设，尤其是注重学校教育。这些途径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示。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开国贸易思想

近代日本在内忧外患之下,维持了两百多年的锁国制度逐渐走向崩溃,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日本的锁国体制的弊端,转而提倡开国贸易,以求发展国内经济,实现国家富强。其中,日本的传统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就开国贸易问题,从不同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出现了思想争鸣。     

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兴起与侵华战争

明治维新至19世纪末是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准备时期。进入20世纪,日本现代中国学正式诞生。历史地看,"二战"前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兴起与发展是直接为日本侵华服务的,与日本的内政外交有着密切关联,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现代中国研究的作用。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20世纪前期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实像——以日本对华贸易为例

抵制日货运动是萦绕于20世纪前期中日两国间长达三十余年的重要现象,但相应的研究尚存很大空缺,尤其是针对其经济效力的研究更为数寥寥。在中日两国学界针对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研究中常见"一高一低"现象,即"高度评价"与"贬低评价"。"一高一低"两种声音均是基于短期或单次运动之经济效果而做出的评价,未能反映前后延续长达三十余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整体面貌。以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贸易的整体进程为参照,旨在以日本对华贸易特别是对华输出为例探讨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效力的实像。研究表明,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在短期与长期上呈现"一大一小"的现象,以及在不同商品上存在"或有或无"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