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废名的诗歌观念既"传统"又"现代",代表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尝试的一个方向.与模仿西方诗学的思路不同,废名是将寻求新诗"现代"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认同晚唐诗所表现出的"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从而在观念上超越了胡适等人偏重于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的思路.同时,废名在创作中实践了晚唐诗深幽婉曲的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个人独特的禅宗意趣结合起来.废名的诗歌观念承袭了周作人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     

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

晚清至五四时期纷繁芜杂的时代影像折射出历史转型中的潜层巨变。该时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源文化时，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线性说明，他们因政治规约、传统赓续及家族疏离等三重维度统摄下的身份暗示与体验认同的差异，建构出多元化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这种特殊的文学书写使知识分子的外源性言说原点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位移，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实现民族复兴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诉求。     

晚清外交中的尚争思想及其实践*

晚清外交除了屈膝求和、丧权辱国这一主场景之外，还存在一些坚持军事或外交斗 争并收回相关权益的案例，即尚争外交。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主流是尚和、中庸，尚争外交风格主 要是受到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尚争精神并不必然能 保证外交的胜利，其成功取决于国际环境与形势、敌我实力对比和国际规范的效力等要件。据此对 晚清外交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理解晚清外交的复杂性，拓宽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视 野，也有利于为当前中国外交实践提供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     

晚清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形塑——以晚清大理院审判权限的厘定为中心

晚清大理院是晚清预备立宪背景下设立的职掌最高审判的近代意义上的最高法院。其收集分散于大理寺、法部、都察院、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宗人府等中央行政衙门中的审判权力,厘定与各行政衙门的权力界限,形塑国家最高司法审判权,使司法审判权逐渐从传统行政权力的母体中脱离出来,塑造了近代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基本形态,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独立品格,为近代司法独立奠定了权力基础。     

以太与公法——论谭嗣同、康有为运用科学话语对儒学的转型与重构

晚清科学话语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策略，中国现代性建构是在东西方多种政治、文化力量碰撞、融合下生成的。对以科学话语为中心的多元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可以揭示本土话语对外来话语的利用策略。科学在19世纪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功效，让谭嗣同、康有为等晚清时期忧国忧民的士人相信科学的客观性、实证性以及合理性。以科学取代传统的常识理性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基础，不仅仅是一种概念置换，而且蕴含着价值观念的革命。由于合理性不再需要和儒家道德保持一致，谭嗣同得以冲决一切罗网，否定君臣父子夫妇；由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客观性，康有为将圣王教义重新组织到普遍的科学话语体系中，努力使儒学重新获得万世公法的普世效用。     

夭折的本土化：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变迁中的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

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关系，关乎知识体系、教学单位与科研体制的构建。晚清时期，中国先是引介了法学包含政治学的欧洲式学科关系、法学与政治学分离的美国式学科关系，而后又创造出政治学包含法学的本土化学科关系，形成知识上的竞争格局。甲午战争以后，主持学堂改革的晚清官僚们大多选择了最符合自身观念与利益的本土化学科关系，从而塑造了清末法学与政治学的最初发展态势。这一本土化法、政学科关系仅停留在概念层面，缺少完备性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随着日本有意的知识输出，一套具有完备性和可操作性的欧洲法、政知识体系转道日本传入中国，成为寻求深化改革的晚清官僚们的更优选择，欧洲式法、政学科关系由此占据了支配地位。历史表明，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的变迁是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互动的产物，而学术本土化如果不能从概念创新发展到知识体系创新，纵然一时得到权力的支持也终将难以持久。     

晚清行政风纪监督制度建设及其历史困境

晚清时期，官员行政风纪堕落问题十分严重，贪污腐败、渎职溺职、操守不正等屡见不鲜。针对这一情况，一些时人从廉洁政治、高效政治、伦理政治三个方面提出了关于监督制度的建设主张，以便加强行政风纪监督，达到澄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之目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主张并未得到有效贯彻，晚清行政风纪监督制度建设未能取得理想效果。     

中国当代人口控制政策形成、强化和调整历程分析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以降低生育水平为要求、以提供和实施避孕节育措施为手段的政策体系。该政策初步形成于1962年（推行于城市和农村人口稠密区），对城市居民生育行为由多育向少育转变有积极引导作用；全面实施于1973年，以晚婚、最多生育二孩和间隔四年为要求，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传统生育行为有极大矫正作用，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强化于1980年，以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为标志（农村实行的则是一胎半政策）。这一政策将国家人口控制目标放在首位，城乡生育率在短期内降至更替水平及以下，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新一代青年人婚育观念和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晚婚、内生性少育成为主导。有鉴于此，二孩生育限制逐渐放开，进而放开三孩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