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矛盾何以可能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以普遍法则公式为人们的日常道德规则提供基础,以此来证明行动的道德与否。该普遍法则公式后来被学界系统化为一个行为决策过程,以此避免了道德判断的模糊性,而改用演算的方式来判断道德属性。然而这种清晰、严格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学界对于每一个步骤都有争论。文章主要依据郭斯嘉的"Kant’s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一文,对实践矛盾解释进行讨论,并分析实践矛盾何以可能的核心论证,最后对该论证进行评价。     

连结、共通与融合：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普遍价值

文章在分析哲学的基础上，厘定了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普遍价值的内涵；在唯物史观视阈下，基于全球化的宏阔背景，廓清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普遍价值的内在维度。在文化交流为介质的全球交往中，勾勒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真蕴为本位的，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的，讲求“民众利益”至上，持守“和而不同”的立场，高擎“公平正义”的旗帜，力求“普遍共赢”的宗旨为主要内容的“普遍价值”的基本向度。     

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的语法观比较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从理解语言的机制来思考世界,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则是从形式语言学向哲学延伸,前者从语言的视角探索哲学,后者从哲学的高度研究语言,两者既有交集又有区别,通过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的＂语法观＂比较以及对相关语法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表现在＂语法的普遍性＂、＂语言的创造性＂和＂语法的内在与外在＂等方面。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假设性前提的确立

为了克服意识哲学的工具理性表现，哈贝马斯注意到了日常语言中所蕴含的理性潜能，受其他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启发，哈贝马斯重建了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主要致力于重建人们相互理解的言语行为的一般规则。对于任何一个话语来说，必须具有可领会性、正确性、真诚性和真实性等有效性要求，这样才能被听者所接受。对于能够胜任交往的人来讲，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交往资质。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建立起一种以语言为交往中介的交往模型。     

无视社会性的疲惫症

一个人有点疲惫感，当然无需大惊小怪，因为这是常见的事。一个人疲惫过甚，久久地打不起精神，这可能是患了某种病，即疲惫症，这就应该治一治了。若是这种现象较多，甚而普遍，带有社会性，那就值得研究研究了。     

简论文化的功能与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基于社会的普遍焦虑视角

文化的基本功能在于:简化人对世界的认识,减轻人的认识负担,帮助人预测将来,减少人们的焦虑。从文化的角度说,不确定性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原因。所以,从文化的基本功能和焦虑的关系来看,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十分重要。制度的顶层设计在于从宏观上从长远来对制度进行设计,包含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这可以使民众对将来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减少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     

论马克思实践真理观的内涵

马克思曾说,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这一从实践出发的真理观,目前在学界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本文试图把马克思这一实践真理观置于德国古典哲学背景中,展示马克思的实践真理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真理观是知识论的真理观,把真理问题限制在意识范围之内,寻求普遍意识和对象性的意识的同一,置现实对象于真理之外,而真理是要求对现实对象加以把握的。本文就从对知识论突围的角度来阐释马克思实践真理观的内涵,认为马克思的真理观就是指实践过程中人对自己对象化产物的全面占有,人的感觉与人化自然的同一。     

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以功利主义与罗尔斯的对立为视角

防卫挑拨问题的核心是怎样的挑拨行为能阻却正当防卫,即防卫挑拨的判断标准问题.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围绕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展开,但除了具体论证问题外,在论证方法上就防卫挑拨的违法性根据与判断标准未能形成有效的推导关系.对防卫挑拨的理解应回到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结合"自利理性人普遍同意"理论,并关注到当代功利主义者对...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推进:显性制度化与隐性制度化

本文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实际上出现了双重制度化倾向,即显性的制度化和隐性的制度化,正是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分配的格局;文章进而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结果做出分析,并试图揭示中国社会在荻取普遍秩序这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时所面临的困境.     

孔子制宪：康有为儒学普遍主义下的立宪观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重构中国文明的自主性,力图保持儒学在政教中的普适地位。在处理儒学与立宪的关系时,康有为认为孔子作《春秋》立宪法,且与西方宪法相较,作为宪法的《春秋》在时空上具备普遍性。进而,康有为通过诠释儒学经典,以《春秋》公羊三世为普遍规范,将立宪政体融入儒学之中,以此为变法改制的步骤和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他还通过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寻求人人自主、自立、平等的立宪原理,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做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康有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而形成的“孔子制宪说”虽无法凝聚世人的立宪共识,但展现了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诠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性,并提供了儒家立宪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