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三重思考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那一天。尽管九龙弥敦道上长达2.3公里的灯龙,从油麻地一直延伸到尖沙咀,渲染着浓稠如蜜的节庆气氛,但下了一整天的瓢泼大雨,却似乎更能反映港人那一刻前路茫茫的彷徨心态。上百年的疏离,几十年的恩怨,"一国"之于"两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10年间,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通过CEPA、"自由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推动国企到港上市释放的善意和实惠,港人初步体会到一国两制在经济上的好处,但围     

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法治基础研究——对我国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立法分析与评价

自《民族区域自治法》于2001年修改以来已近十年，我国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为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是当前民族法学界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尤其是结合新的情况和形势对我国现行民族立法进行重新分析和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以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内容为研究重点，具体运用宪法学理论对该法的基本内容进行分析和评价，希望借此找出有助于或者不利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规定内容，并为建设有助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法治基础提供有益的知识。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包括藏族在内的其他55个民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     

试论西部开发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的贯彻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发展未能充分受益于国家法律和政策安排,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日渐加大。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最为集中的西部地区,应当积极探索和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尤其是将经济自治权立法活动与西部开发法制建设有机结合,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受益于贯彻落实经济自治权的活动中。     

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

经济调制权与市场自治权这对矛盾耦合体,是经济法制建构和运行的基础。两者之间既对抗博弈,又存在合作共生的空间。经济制度的设计扭曲和运行偏差,会导致两权对抗的激化,并扼杀社会经济的内在活力。以“孙大午”案和“铁本”案为代表的政府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管制,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苛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留给民间自主融资的空间十分狭小;市场自发力量基于生存发展的本能只能选择迂回和规避的策略,最终会在监管风暴中触网。这种对抗反映了监管当局对风险的警惕和体制外力量的防范,深层逻辑则是融资机制的不匹配和风险疏导机制的缺失。调制权和自治权并非是直接的利益对立关系,存在协调与合作的空间,关键在于各自准确定位、划清边界,设置适当的隔离和缓冲机制,强化双向信息反馈和机能调整,同时注意制度创新,实现科学发展下的和谐共进。     

公共权力与政府权力辨析

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比政府权力起源更早,范围更广;公共权力是政府权力的源泉,公民通过宪政方式将公共权力赋予政府,形成政府权力;公共权力在产生政府权力的过程中可能被异化;公共权力不可分割,政府权力可分割。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便于对此类问题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乡村博弈: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

立足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乡村关系"问题进行剖析,可以认为"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对立与冲突,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     

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体系的设想

20 0 1年 2月 2 8日通过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重要的基本法律。要使这部法律得到贯彻和落实 ,就要建立与其相配套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体系 ,而该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重点则应放在落实新自治法关于“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和“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方面。具体到立法层面 ,则重点应是国务院部门规章和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行政价值取向探析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特殊的行政价值取向,即以自治权为核心、以民族性为导向,坚持社会公平中的民族平等观、公共利益中的民族利益观、可持续发展中的民族发展观、现代文化中的民族文化观。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的具体体现。     

略论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与村社结构

本对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和村社结构进行了简略评述,认为在传统中国,专制国家虽然希望把自己的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之中,但受交通、通讯和行政管理水平的限制,在事实上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实施支配与控制。地方精英的成份和功能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用“自治权”、“士绅社会”等概念加以概括。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由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关系构成的,对此必须综合地、辩证地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