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涉农法律制度的完善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权益问题。农民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需要一整套法律法规的特殊保障。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确保农民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首选。     

村民自治如何避免“官治”——聚焦村委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

辜胜阻：村民自治权的行使需要处理好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防止官治越位和民治缺位的问题。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本法规定是指导和协作的关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领导与服从的关系,村委会变成了乡镇政府的打工者。这次在法律上规定了乡镇政府不得随意干预村民自治,这就保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党刊纵览

在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并无具体界定,村两委之间往往出现‘两张皮’现象,相互推诿扯皮,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连云港市海州区构建“村权三分、三会自治”模式,科学配置村级权力,规范村级权力运行,村党支部通过功能转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同时确保村民自治权的真正实现。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与达赖喇嘛“高度自治”的本质区别

一、达赖喇嘛所谓的"中间道路"在达赖喇嘛一系列分裂祖国,图谋"西藏独立"的政治纲领中,有一条颇为迷惑人心的口号叫作"中间道路"。何为"中间道路"?其核心内容为两条:一是"大藏区",二是"高度自治"。所谓"大藏区",就是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藏族居住区合并在一起,建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藏族自治区",总面积约占     

商会自治权性质探析

商会自治权既具有权利属性,又具有权力属性。商会自治权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中体现出权利属性,其是一种消极自由权。在与商会成员的关系中,商会自治权则表现出权力属性,其是一种社会权力。     

自治与信托:新时期村委会职权的重构理路

从浙江省农村已经出现的公司化治理模式出发，分析村委会组织法对村委会职权的规定，透视其中蕴含的国家对农村村治模式在自治与管理上的纠结与矛盾。从理论上重新厘定村委会的职权，还原村委会职权的自治权属性，引入股份有限公司的治理结构实现村委会自治权的制度安排，并通过法律上相对成熟的信托义务的展开设定村委会自治权的具体行使规则，从而有效实现农村基层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论作为社会公权力的基层自治权之本源

实践中诸多与自治制度有关的疑惑和讨论归根结底都与对自治权本源的认识和看法不同有关联。但是我国对自治权本源的研究却缺少应有的关注,有限的研究既零散也不系统且不深入。依基本宪法原理,结合现有法律文本以及基层自治的历史实践可以发现,基层群众自治权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公权力,源于成员让渡,经国家承认而获得合法性。自治权源于成员直接让渡而非国家授予意味着基层自治共同体与国家之间并非纵向隶属关系而是横向平行关系,国家不能任意收回基层自治权,也意味着基层自治权行使的直接依据是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其遵循的是"不抵触原则"而非"依据原则",这也意味着基层自治共同体可以在不突破现有法律规定范围的前提下进行自治组织结构架构的创新。     

实施村规民约的“中江经验”

<正>作为一种现行法律制度的有益补充,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权牢牢联系在一起。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应当看到村规民约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及价值。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开始考验基层的执政水平。农村生活方式在变,要"管"的东西越来越多,农村中许多上升不到法律层面的事情,运用行政手段管理,效果不一定理想。仅靠行政管理这只"有形的手"远远不够,还要借助乡村道德约束这只"无形的手"。这就需要村民之间订立契约,重构乡村道德、凝聚人心,村规民约按需出炉。用民意订新约2013年5月,中江县规范推广村规民约工作启动,作为试点镇,东北镇以党委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是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会各项自治权的基础和框架下,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地管理和发展本地区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一项法定的权利。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的研究,实质上就是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规律和途径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