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规定基层群众自治权的意义

一、帮助基层政府管理,解决基层社会问题宪法规定基层群众自治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总结,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要求。在城市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主要是帮助城市基层政府维持城市社会秩序,这从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产生的过程和彭真当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1]。在农村实行基层群众性自治,主要是解决我国长期累积的“三农”问题。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奉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政策,城市工业基础的建立主要依靠农业产品的积累。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     

检察官的任职回避是怎样规定的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第2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在坚持法治政府一般原则的前提下,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有其特殊性:实现民族事务治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权行使的双重法治化。结合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特殊性,构建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做好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以及提高民族事务法治化治理能力三个方面的工作。     

论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平衡——从台湾地区司法实践切入

大学自治权不仅涉及与外部国家公权力的关系,也涉及与内部学生权利的关系。从外部视角而言,台湾地区大学自治权获得了宪法性保障地位,不仅可以对抗行政权的不法干涉,也可以对抗立法权的不当规范;从内部视角来看,校园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被彻底破除,大学生获得了全面的诉讼权。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尊重大学自治权与有效救济学生权利之间寻求恰当的途径成为司法实践的关键。台湾地区司法机关在经历一系列的实务尝试后,放弃了合法性审查模式,确立正当性审查模式。这种司法经验值得大陆借鉴。     

对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几点思考

民族问题无论在我国的社会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专门的规定.这一制度是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的实施保证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     

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县生态旅游发展的立法调适 ——以金秀瑶族自治县为例

少数民族自治县多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进程缓慢.相较于第二产业的引进,旅游业依托自治县当地文化和生态资源成为了当地扶贫的支柱产业.在"两山论"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主流趋势,生态旅游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必然选择.自治县发展生态旅游有其特殊性,需要在明确保护优先原则的基础上,协调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冲突.通过分析生态旅游产业...     

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良性发展探索

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乡镇行政的过度干顸与村民自治功能萎缩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失衡。要改善这一关系,一是要依法改善乡镇治理体制和方式,界定村务与政务,增设派出机构,为村民自治提供广阔的空间,二是要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村民自治结构,平衡和规范自治权力内部关系,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社区治理的多元转向与结构优化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范围内不同治理主体依靠资源互动进行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治理注重行政决策的控制,真正的社区治理需要社区决策权的多元优化配置。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的单一范式与社区治理多元化必然产生内在矛盾。社区治理结构优化中,外部条件上需要放权,内部场域需要民主、法治化的自治机制。因此,社区自治权保障成为核心要素,包括社区组织权力及社区居民参与权保障。而要基于社区自治权保障重构社区治理结构,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厘清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的边界,明确社区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其次需要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在民主、法治条件下充分发挥社区组织权能,并保障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罪犯改造自治权论

罪犯改造作为义务仅从对象意义上成立,但这种义务并非属于绝对性,它在现代法治条件下还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即罪犯应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罪犯改造自治权的提倡有利于罪犯权利保障和行刑目标的实现,是另一种形式的惩罚机能的内在限制.以再犯罪风险评估为导向的罪犯分类和监狱分类是扩大罪犯改造自治权的技术性条件,对再犯风险程度高的罪犯应当坚持严格管理和高强度改造为主,而对那些再犯风险较低的罪犯则应当扩大其在日常管理、教育改造等方面的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