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述不稳定案件犯罪主观故意的厘清与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司法人员对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的认定应坚持全面完整地评价危害行为,遵循从客观到主观的顺序,避免孤立地把握证据。在具体判断时应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结合行为的相关因素进行考量。同时,不能简单地运用效果逆推动机。得出的结论一定要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各种可能,进而提出充分、切实可靠的证据。[基本案情]2008年11月1日凌晨5时许,犯罪嫌疑人孟某在A市B区以雇车为由,在坐上司机张某驾驶的出租车后要求张某载送其到C市,司机张某以     

刑罚正当化语境下的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效率优势,更是实体法意义上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具体表达和实际应用,认罪协商制度的认罪和量刑建议过程即是刑罚正当化的实现过程.所以要厘清认罪协商的刑罚正当化根据:即侧重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但又兼顾了一般预防和报应的效果实现,并以此为目标进行认罪协商的配套设置.而我国未来构建真正有效的认罪协商模式除了需要构建具体协商程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规范的方式对实现刑罚目的正当性的认罪协商实体内涵进行具体规范,方能保障认罪协商的实体法功能实现.     

杜威“学校即社会”观点与我国现代教育目的观的分野

文章阐述了杜威"学校即社会"观点的主要内涵,并分析了这一观点对我国现代教育目的观的可借鉴之处以及不合理之处,得到一些启示来促进发展更加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目的观。即教育目的观的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平衡;教育目的观取向应灵活适应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目的应多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素质培养。     

宁夏多角度打造警示教育课堂,让党员干部警醒起来——“感到自己就站在悬崖边上”

警示教育要多角度、多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用具有冲击力的案例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教育目的。     

侦查目的的社会学考察——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框架

侦查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的研究不应仅从刑事诉讼的狭隘的视角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界定。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框架界定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刑事诉讼构造的改革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概览与立法目的探究

持有型犯罪作为犯罪的一个学理类型,已经获得了刑法理论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但围绕这类新型犯罪所展开的各种理论纷争仍在进行当中。要更好的了解该类犯罪的历史渊源、理性依据以及时代价值,就必须对持有型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活动进行一个纵向的历史性探究以及相关刑法精神的解读,进而挖掘该类行为在当今时代被刑法设置为犯罪的立法目的所在与司法实践价值。     

犯罪现场反常情况的成因

犯罪现场反常情况是侦查初期开展侦查工作的一大障碍;但只要找准其成因,并运用正确的方法加以识别和排除,据此展开侦查反而会成为侦破案件的一条捷径。犯罪现场反常情况的形成原因一般包括犯罪人的伪装、偶然因素的介入、环境因素、犯罪人的特殊犯罪目的、犯罪分子的附带作案心理等方面。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特征

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不同,前者通常决定犯罪的定性,而后者虽然对犯罪的量刑产生影响,但并不影响犯罪的定性。在西方国家的理念中,动机与目的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两个概念的措词常常混用。鉴于此,如果以西方的实在法或理论研究为基础来探讨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则有必要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特征进行必要的分析。     

中国合作性外交及其目的分析——一个历史的视角

本文通过历史和现实三个时段（封贡体系时期、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外交分析,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古代社会起至今,合作而非对抗是中国对外行为的基本选择。中国积极寻求与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合作。第二,中国合作性外交的目的在于实现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的统一。本文认为,封贡时期的东亚秩序本身就是正义的,维持秩序就是维持正义,中国在封贡时期的国际合作保证了秩序与正义的统一;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基本秩序,同时又通过反霸反帝反殖斗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追求世界正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组织,遵守国际规范,与世界各国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同时又通过反霸斗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建设“和谐世界”推动世界正义的实现。     

浅析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

正当防卫制度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权利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案件的复杂化,正当防卫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从正当防卫的变迁和适用条件入手,研究其目的和意义以及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