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判断标准——以于欢刺死辱母者案为例

于欢案一审判决错在法律定性之上,而非因脱离国情民意与人伦常理。防卫过当与否主要在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须以客观事实及所反映的行为人主观态度(防卫意图)相结合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裁断。司法者应在法益权衡与责任分配中,富于智慧地协调价值冲突。于欢的防卫行为并无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民事证明标准论纲——以刑事证明标准为对应的一种解析

证明标准的性质或高低决定于指控或争议对象的性质、诉讼结果的轻重以及其他相应的价值取向。英美法系国家基本的民事证明标准以盖然性权衡为基础 ,又强调一定程度的可变性。我国民事证明标准变革的思路在于理性与现实性、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证明标准的定位以盖然性权衡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间的中等证明标准为妥。     

“以刑定罪”的实践样态及其分析——以Y市法院的实证考察为基础

以刑定罪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但有待学理开示的一种“逆向型”定罪思维或逻辑.田野调查发现,常规案件的以刑定罪遵循着司法裁判的“图式效应”,而疑难案件的以刑定罪则寻求着个案裁判上的“实质权衡”.罪刑关系的互动式理解和社会公众对量刑公正的热切关注,是推动以刑定罪外化于行的内外要因.疑难案件的以刑定罪并不局限于法条存在交叉或包容等场合,并且从裁判后果上看也决非只有裁判结果“趋轻型”一个维度.虽然以刑定罪带有明显的知识片段性和碎片化等特征,但透过复杂的司法迹象,仍可探知其基本要义:把定罪活动的目的直接落定在寻求处罚的妥当性上;对制定法载负的罪刑体系之合理性保持审慎的怀疑;主张体系性地理解构成要件与功能性地体认法定刑;强调法律原则的功能互济与对具体规则的精神统领.     

论定罪前的司法追究行为

在刑事诉讼中,为了查明犯罪,惩罚罪犯,公检法应依法履行权力,逐步开展侦查、起诉、裁判等刑事司法活动。被追诉人积极配合公权力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是公民容忍义务的要求。无罪推定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接受公权力机关的限制是被追诉人的义务,这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貌似矛盾,实则合理。刑事司法追究行为在实践和法理上都存在逻辑的合理性,但也应设计一套制度来防止其对公民的不当侵害。     

“公共利益”的论证方法探析

对于"公共利益"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论证,学界普遍存在着试图通过一般性阐释确定其涵义的误区。从法律方法的角度考察,"公共利益"概念完整的论证过程需经过价值填充与类型化、个案中的权衡模式两个阶段,其结果是产生以个案事实为前提条件的关于"公共利益"涵义的明确法律规则。这种研究路径体现了法律学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追求"个案中的正义"之旨趣;同时也为正当程序建构论所确立的体现民主正当性的"商谈"机制提供了补充,以法律方法来约束法律适用者的主观擅断和恣意,从而避免"商谈"程序沦为摆设。     

权衡的政治哲学:重思苏格拉底

从政治哲学的著作中,发现权衡(prudence)被有意忽视的现象。为了探求答案,作者重读了苏格拉底,力图以苏格拉底对权衡(prudence)的阐释,结合政治哲学史的发展来解释这一问题。借助对失落了的"权衡"的追问,对"哲学王"的经典命题得出新的理解。     

俄罗斯为何对利比亚“变脸”

自今年3月19日以美法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针对利比亚的空袭以来,利比亚战火已持续3个月之久。在过去的3个月当中,除北约国家态度坚定地支持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誓将卡扎菲政权拉下马     

被追诉人阅卷权探究——以阅卷权权属为基点的展开

阅卷权是专属于被追诉人的一项权利，其是被追诉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一种要求，是维护被迫诉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基于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权衡，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主体呈现分离状态，由被追诉人和辩护人共同行使。被追诉人对阅卷权的行使具有有限性，而辩护人行使的应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阅卷权。未来刑事诉讼立法应在明确阅卷权权属的基础上全面构建...     

刑事和解中的利益权衡

刑事和解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刑事和解通过权衡被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以利益权衡为视角,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保当事人双方合意的自愿性、如何规制刑事和解适用中出现的泛化倾向以及如何确保刑事和解发挥应有的社会效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