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审判与舆论监督的冲突

本文认为法院的审判在保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公开审判由舆论监督以便由一定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应有品质,也是实现法治的根本保障。当司法与媒体对某些案件是否公开、如何公开发生争议时,应当允许媒体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和复议的权利。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民意又不屈从于民众的激情;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和评论影响个案的裁决,又通过个案去触及"社会的敏感穴位"。这是民主社会中,媒体与司法的一种正常关系。     

对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与对滥用言论自由的法律惩罚

刑法中设置以语言作为行为方式的犯罪,其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言论自由,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宪法所确立的言论自由.只有在此目的下修改我国刑法中有关以语言作为行为方式的犯罪,并完善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程序,才能使言论自由这一神圣的宪法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使那些真正滥用言论自由侵害国家、社会、他人的犯罪行为受到惩处.     

沉默权的价值权衡与制度完善——兼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如实回答"义务规定的修改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对追诉者的讯问和询问可以拒绝回答的权利,是国际司法准则中最低限度权利保障之一。赞成和反对沉默权的各种观点,体现了在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权衡。基于我国的现实条件,"法治稳健主义"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建构,但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著书·抄书·窃书

康熙六年(1667),五十五岁的顾炎武,从北方回到江南稍作逗留之后,又一次从江南出发,途经山东,来到北京。这一次,他从友人处得到了《春秋纂例》、《春秋权衡》和《汉上易传》等书,又由友人资助,抄录了这些书。事成之后,他写了一篇《抄书自序》,谈了他抄书的缘起和经历。顾氏起家在明代正德年间,传到顾炎武这一辈,先后六代,一直走着读书做官的生活之路。顾炎武说,在他高祖之时,他家里已藏书六、七千卷。这些藏书,在嘉靖年间因为“倭乱”而毁废殆尽,但到万历初年,也就是在他曾祖父手里,家中藏书又积聚渐多,恢复到他高祖时的规模。到他祖父这一辈…     

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基础辨析

量刑公正问题成为时下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典型案件量刑的公正性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量刑模式难以保证量刑的公正,构建独立的量刑程序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也可以有效地控制法官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然而,由于与效率价值存在内在的冲突,所以在通过立法构建独立的量刑程序时,应当考虑其中的价值权衡和选择.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判断标准——以于欢刺死辱母者案为例

于欢案一审判决错在法律定性之上,而非因脱离国情民意与人伦常理。防卫过当与否主要在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须以客观事实及所反映的行为人主观态度(防卫意图)相结合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裁断。司法者应在法益权衡与责任分配中,富于智慧地协调价值冲突。于欢的防卫行为并无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教授不是教授

多年前好像有个“贪污文件”一说，意思是，上面有些惠民的文件精神，中央不一定可以传达到省，省里不一定传达到市，市里不一定传达到县，县里更难以传达到乡镇，乡镇尤其人不了村上不了户。因为，大凡许多政策若是惠了民，常常是会有损官家的。比如现在要取消工商管理费，对老百姓是大大的好，但对工商部门却是大大的不好，利益权衡之下，若有可能，谁不想把这文件贪污，隐忍不发呢？这就叫做贪污文件。     

委托代理理论下高管薪酬研究的新进展

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为了良好地控制代理人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将代理人的收入与其产出联系起来,并且当外界环境风险增大时,应该减小激励强度并采用相对绩效评估.这些结论被认为是现代股份制公司中高管人员薪酬设计的核心思想,然而大量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些关系的存在.许多西方学者围绕这一悖论进行了探索,深刻剖析了股东和公司高管人员之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揭示出凝聚在高管薪酬上的众多矛盾.     

“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利弊权衡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基本含义 2006年8月7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第4条明确规定：“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需要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     

论立法价值——从“禁鞭尴尬”说起

法律既是一种行为规范,又是一种价值载体。立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不同价值的博弈、权衡和选择的过程。不同的价值理念、不同的价值期望以及不同的价值回应,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立法过程和法律的实施。与任何其它价值一样,立法价值是建构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其中立法价值的伦理基础构筑了立法价值的正当性,社会基础铸定了立法价值的适应性,利益基础筑就了立法价值的中心关怀,程序基础则成为立法价值权衡过程之正当性的基本保障。立法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立法的价值认同。立法价值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而文化从来就是民族的,因此,立法必须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之中。一项与民族文化相冲突的立法,既无法实现其价值,也难以贯彻其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