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演化解释方法的最新实践及其反思

演化解释俨然已成为条约解释的一个新趋势,但在实践运用中,该方法却存在武断、机械和片面等问题。未遵循条约解释的基本原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演化解释方法和当时意义解释方法的关系密切,应在综合考虑各个解释要素的基础上,对这两种方法权衡后再作选择。运用演化解释方法,应在条约已有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不得违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演化解释方法的运用可沿循一定的路径进行。     

抗战时期台湾同胞如何看待“七七事变”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激化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同时也给台湾人民的心灵带来强烈的震撼。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台湾人民身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并且由于《马关条约》的规定而在法律上是＂日本臣民＂;另一方面,大陆是台湾人民的祖先故地,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台湾人在这场战争中是站在哪一边,便成为岛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七七事变＂后台湾人的真实心态究竟如何呢？有的论者提出：     

论“选择性”ICSID上诉机制的构建

国际投资仲裁正面临着严重的正当性危机,在ICSID框架下实行统一的上诉机制被视为有效的解决途径。由于修改ICSID公约需经全体缔约国同意,硬性纳入ICSID上诉机制并非易事。从现实角度考虑,可纳入"选择性"ICSID上诉机制。"选择性"ICSID上诉机制具有充分的灵活性,赋予缔约国更多的程序自由,就"选择性"上诉机制的基本模式、运作以及程序规则进行细化的合理设计,以获得ICSID缔约国的一致认可,不失为实现ICSID上诉机制的可行方案。     

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征订启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物,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辑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主要辑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决定、立法解释和有关任免名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检察工作相关的重要通知、规定;检察机关查办的重大典...     

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始末

正2013年11月7日,踏上为期155天科考征程的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雪龙"号南极科考船在前往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途中,暂停科考计划以最快速度赶往南极迪维尔海救助被冰层围困的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客船,最终在全世界瞩目之下将被困冰洋的俄罗斯受困人员成功救出……一时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事件,也让我们再一次关注起新中国的南极科考事业。     

从卡拉马祖案看国家行为原则的国际条约例外

国家行为原则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构建的一项涉外司法原则,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被各级联邦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不断地完善细化,成为了指导美国法院在审理涉及外国政府征收财产争议时的基本原则。但当存在明确的国际条约对政府征收行为进行规定时,美国法院认为可以依据具体条文排除该原则的适用。     

基于ISM模型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业现状分析

[摘要]影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效果的八种个人因素。并利用ISM技术建立影响其学习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影响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和重要程度，思考改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     

李鸿章:中国拍X光片第一人

<正>1895年11月8日,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新射线,并定名为X射线,它打开了一扇通向身体内部"宫殿"的窗户。李鸿章在他的环球访问中有幸在德国拍摄了X光片,亲眼看到了留在左眼脸颊下的子弹,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拍X光片的第一人。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反对,致使他从仕途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失去了直隶总     

规训与克制:论两高解释第五条(一)至(三)项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定的解读与反思

互联网发展也带来了数据的共享,而数据中包含的个人信息被侵害的现状日益严重。审判实践中一般根据犯罪数额直接进行情节认定,个别非客观数额认定情形类案件,其判决结果一经作出即引发争议。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分则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而最新的两高解释中第五条关于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十项,其中第一至三项是本文重点探讨对象。首先,针对法益评价,本罪保护的是公民个人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社会属性法益的结合;其次,公民个人信息在认定上应当和个人隐私权、电子数据等区分,因为根据定义它更强调可识别性;最后,对"行踪轨迹"的深入探讨再结合案例法条分析,利于在今后适用时能更准确的在主观层面进行限制,以防滥用,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是国际商法的主要渊源。但两者作为国际商法渊源各有其利弊。国际商事条约的一些内容往往是对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的编纂,但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并不因为被编纂就消失了。相反,在作为国际商事条约的一部分而被编纂的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缔约国具有确定的约束力的同时,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非缔约国仍然具有约束力。在具体的商事案件中,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因国际商事条约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基于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应予以重新考虑并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