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主义与决策参与的局限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开启了积极的改革议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将公民社会组织纳入决策,这标志着东盟早期封闭式地区治理方式的转变。本文着重研究东南亚地区的决策发展及其政治影响。首先,本文回顾了亚洲金融危机、此后的东盟合法性危机以及改革议程;其次,本文就本地区寻求参与地区决策的团体做了描述;第三,本文分析了东盟纳入公民社会组织的局限,指出尽管东盟宣扬"以人为本",然而,事实上,东盟拉拢与其改革议程一致的团体,排挤不一致的团体。     

对抗下的合作: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再思考

传统上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理解为对抗式,事实上,证明过程中控辩审三方的关系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合作既体现在实质上的合作需求,又体现在形式上的程序设计.合作机制与对抗机制共同构成当事人主义刑事证明模式.刑事证明的合作模式体现了正义与效率的价值,可以促进正义有效地实现.同时,对抗与合作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抗机制是主导,合作机制是补充.     

作为中国制度变迁动力的政府间竞争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且无法预见的过程。在新制度主义和制度演化论中,政府间竞争一般不予以讨论,但政府间竞争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机制。探寻中国制度变迁动力,应该把政府间竞争纳入分析框架。     

威权主义视野下的埃及民主转型分析

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演进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一直到穆尔西时期,埃及社会发展始终具有自纳赛尔时代以来的威权主义色彩。在民主化浪潮下,威权主义模式逐渐式微,埃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存在的种种矛盾不断显现,其民主转型过程也因此充满动荡与暴力。埃及民主的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实现威权主义的民主化转型,克服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民主的良性运转与社会的进步发展。     

论江应樑对“泛泰族主义”的关注和批驳

对傣族有长期深入研究,堪称傣族研究权威专家的江应樑,始终关注"泛泰族主义"问题,并以自己的学术专长,着重从学术历史事实和学理上批驳了"泛泰族主义",论证了"泛泰族主义"在历史知识和理论依据上的荒谬性。江应樑对"泛泰族主义"的批驳,不仅对澄清历史真相,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爱国知识分子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使命担当。     

国际海洋划界裁判中的“司法能动主义”——以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为例

国际海洋划界是国际司法机构实践"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领域。在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完成200海里外大陆架提案的审议工作之前,越来越多的海洋划界争端当事国开始请求国际司法机构在裁决200海里以内海洋边界的同时,一并划分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鉴于CLCS避免卷入海洋划界争端的一贯立场,国际司法机构如若坚持以"定界"为"划界"的前提,便有可能产生海洋划界争端中的"管辖权黑洞"。为化解这一僵局,国际司法机构近年来坚持严格区分"定界"和"划界",同时为管辖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争端创设了门槛标准,彰显了"司法能动主义",然而,国际司法机构裁决200海里外大陆架界线时产生的新问题,亦反映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局限性。综合国际司法裁判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未来国际司法机构应适度回归"司法克制主义",谨慎对待"管辖权黑洞"问题。     

亚洲悖论的根源——基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能对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东亚国家的"整体关联性"在于均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它们在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亚洲悖论"的深层根源。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就成为东亚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由此造就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甚至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中与发展之后所出现的问题,虽然以国内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不可避免地以集体诉求和集体心理的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导致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合作严重滞后。但是,即便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亚洲悖论就不存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只能解释亚洲悖论的源起,并不能预测亚洲悖论的消失。     

社会控制视野下农民工返乡引发治安问题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大量返乡引发乡村治安秩序问题频发,这一现象引起了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对农民工返乡引发的治安问题表征进行解构剖析,发现乡村地区社会控制乏力是秩序混乱骤生的关键因素。参照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以国家——社会互动为设计路径,在确保乡村秩序基础保障不变动的前提下,建构一条教化为先、增进监控、逐级解决、公安封底的微观立体化防控,是解决当下问题且短期可以见效的可行性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