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法与权”的博弈

"法治"还是"人治"?这是非常重要又比较敏感的问题,此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从理论上说,"法治"优于"人治",法比权大,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有一定距离,现实中有法大于权的,也有权大于法的。1780年,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赃索贿,情节恶劣,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大学士九卿会议"依法"定为斩决。但乾隆皇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重议"。当"重议"结果为"请照初议"时,乾隆对支持九卿之议者"大加斥责",以"罪疑惟轻"为由,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     

让法治成为领导干部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

法治正日益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法治思维、能否善用法治方式,关系到法治浙江建设的深入推进,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浙江的实现。我们必须把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能力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破除影响和制约领导干部厉行法治的旧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崇尚法治权威,提升依法办事能力,让法治成为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办     

养老机构发展之有关问题研究——以宁波养老护理员工作满意度评价为例

通过对宁波养老机构中500位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进行调查,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所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宁波养老机构中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总体上是"中等"。为了改善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养老机构要大力提高养老护理员薪酬水平,着力改善养老护理培训水平;相关部门要采取措施提升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成就感。     

房地产企业成长风险测度研究——以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从房地产企业风险形成的外部诱因与内部诱因两个层面构建房地产企业成长风险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各项测度指标的权重,并以此结合可持续发展风险指数和协调发展风险指数展开科学计算,就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上市公司成长风险进行具体的测度与评定,结论显示: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上市公司成长风险还是可控的,但是也应该注意优化资本结构、加强资金流动性管理、提高其与环境匹配能力,从而降低房地产企业的成长风险。     

司法变更权的具体运用

【裁判要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虽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但由于显失公正属于行政处罚行为合法但存在不合理因素的问题,而不合理因素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显失公正,无论是行政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没有给出任何指导性意见,致使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行政审判法官因唯恐司法权僭越行政权而极少运用司法变更权,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法官对显失公正的涵义理解不一致,致使相同的不合理情形是否需要司法变更以及判决变更的幅度也不一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     

论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监督功能——以查阅权的共益性为中心

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是股东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不仅对于股东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保障公司会计账簿等财务文件的适法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围绕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的争诉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多有发生,法院判决的内容不仅不尽相同甚至观点截然对立,从而凸显出对于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制度的理解上存在巨大的争议。应当明确将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确定为一种共益权,理顺该制度的理论基础,鼓励股东积极行使权利,从而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更可以完善股东权结构,进而对公司经营监督的强化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中拒证权的取与舍——由一则案例谈起

[案情简介]2002年11月21日晚6时许,山东省诸城市芦水村村民黄福兰和邓少海两家发生冲突,后两家人互殴在一起,黄福兰之子孙卫东趁现场混乱之机,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邓少海刺伤,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案发后,黄福兰在警方调查时,拒绝指证其子孙卫东将邓少海刺伤致死,而主动承认系自己所为。尽管疑点重重,但无人证实孙卫东的犯罪行为,故将黄福兰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2005年1月21日,孙卫东在良心的谴责下主动投案自首,此案遂告破。[法律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而案中黄福兰宁愿自己顶罪,也不…     

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几点感悟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目前有关单位和行业正在组织学习和讨论。本人愿借《电子知识产权》月刊的版面谈一谈对《条例》中某些规定的理解,也算是个人学习《条例》的心得体会,以此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租、出借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同于出租、出借行为,也不同时构成出租、出借行为。原因有两个:一是信息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而出租、出借不具有这种性质;二是出租、出借涉及复制品,而《著作权法》和《条例》没有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涉及“暂时复制品”。区分信息网络传播与出租…     

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

经济调制权与市场自治权这对矛盾耦合体,是经济法制建构和运行的基础。两者之间既对抗博弈,又存在合作共生的空间。经济制度的设计扭曲和运行偏差,会导致两权对抗的激化,并扼杀社会经济的内在活力。以“孙大午”案和“铁本”案为代表的政府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管制,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苛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留给民间自主融资的空间十分狭小;市场自发力量基于生存发展的本能只能选择迂回和规避的策略,最终会在监管风暴中触网。这种对抗反映了监管当局对风险的警惕和体制外力量的防范,深层逻辑则是融资机制的不匹配和风险疏导机制的缺失。调制权和自治权并非是直接的利益对立关系,存在协调与合作的空间,关键在于各自准确定位、划清边界,设置适当的隔离和缓冲机制,强化双向信息反馈和机能调整,同时注意制度创新,实现科学发展下的和谐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