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预算初审是保障

“三公”支出的本质是一般预算支出，出了问题原因不外乎两个，要么预算出了问题，要么执行出了问题。按照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法律原则，“三公”支出水平理应受预算制约。     

全球思想家正在读什么书（三）

12、《关于妥协和卑劣的妥协》 作者：阿维沙伊·马加利特。在什么时候为了和平而接受战略性妥协是正当的？回答是：有时候，但绝非任何时候。书中写道：“我认为。妥协问题上的举棋不定和妥协精神的深层原因在于和平与正义之间的冲突。和平与正义也许还会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     

深化干部工资制度改革背景与对策

干部工资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党政干部的工作热情和激情,进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效.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干部工资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指出完善党政干部工资制度的措施,对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调动工作积极性具要重要的借鉴意义.     

工伤认定的程序理性——以相对人之参与权视角

作为劳动者获得工伤待遇的必经之路,工伤认定不仅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事实判断与法律评价,更紧密关联于被灾劳动者的生存之权,认定之责可谓重要而且艰巨。但行政机关却出于对效率、成本的考量,而一直坚守着封闭、神秘的程序设计,当事人既无从参与,更无从知悉认定的原委与真相。从程序正义角度观之,难免遭疑。此时,问题被卡在程序本身的正义性与经济性这两难之中,前者要求充分参与,后者则力求简约。在二者之间,真正的出路并不是某个极端,而应是一种平衡。在公正面向上,当以正式听证保障参与之权;在成本面向上,则以简易设计促进效率提升。二者既相互界分又相互连结,力求在平衡与互动中实现整体效益的最优。     

陈云如何看待党史重要人物

陈云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主张秉笔直书，根据当时的客观环境去分析、判断和评价党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粉碎“四人帮”以来，陈云在不同场合对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等党的领导人的杰出贡献做过符合实际的评价，对林彪、“四人帮”、康生等党史上的反面人物也作出了准确的评判。     

论后劳教时代犯罪化的领域与原则

后劳教时代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迅速,网络谣言、网络色情泛滥,网络反腐的同时导致个人信息受到严重侵害;环境安全日益凸现,工业化在带来财富积累的同时,严重破坏环境;其他社会问题诸如雇佣者破坏信任关系、违反诚实义务、社会风尚受到严重妨害等等,都需要予以犯罪化处理。为了实现后劳教时代刑法的目的,在对危害社会行为犯罪化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保护法益必要原则,即对危害社会行为的犯罪化处理必须以保护法益必需为根据,不能过分;二是科学性原则,要求从立法的形式到文本的表述,从宏观的体例到微观的技术等方面都必须遵循刑事立法的规律,追求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三是以人为本原则,要求在刑事立法中必须重点保护个人法益,将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     

立法法修改之划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建议

<正>针对一些法律规定比较原则、需要制定的配套法规和规章过多等问题,强调要科学严密设计法律规范,能具体就尽量具体,能明确就尽量明确,努力使制定和修改的法律立得住、行得通、切实管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立法法的修改被列在第一位。而立法法的修改立法权限的划分又是重点[1]。立法权的划分涉及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纵向上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这其中包括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国务院与地方政府间的立法权限的划分。横向上是人大与政府的权限划分,这既包括全国人大与国务院权限的划分,也包括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内向上,存在着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限划分。本文仅就地方人大与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谈些看法。     

从卡拉马祖案看国家行为原则的国际条约例外

国家行为原则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构建的一项涉外司法原则,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被各级联邦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不断地完善细化,成为了指导美国法院在审理涉及外国政府征收财产争议时的基本原则。但当存在明确的国际条约对政府征收行为进行规定时,美国法院认为可以依据具体条文排除该原则的适用。     

《大事记》编纂的内容、原则及方式

<正>《大事记》是按时间顺序客观记载特定行政区域、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大事要事的一种应用性文献。目前,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普遍重视《大事记》编纂工作,但对如何编纂、编审、编好大事记,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要求,对《大事记》的学术研究与探讨也还存在诸多空白点和盲区。本文以《江苏省政协大事记》的编纂为例,对《大事记》编纂内容范围、编纂原则、编     

税收调控下如何坚持税收法定原则——房产税改革视角

税收作为国家运行的经济基础以及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具有财政和调控两大职能。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供不应求的现象是2011年沪渝两地实施房产税改革试点并以此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原因。然由于此次改革的法律依据是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制定的地方规章,很多学者对此房产税改革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疑,认为其违反了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笔者在对此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试提出我国房产税改革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的可行路径。通过对我国已建立税收法定原则、我国房产税改革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逻辑与现实的悖论之下应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的论证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房产税改革可以从完善税收立法授权制度、建立税收立法监督机制、引入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