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

在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上,存在着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字面的、形式的、逻辑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对形式的刑法解释论的扬弃,它不仅与刑法规范的特点、结构、内容相一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满足了我国刑事法治目标与罪刑法定原则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要求,适应了我国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体系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特点,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我国刑法应确立与贯彻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立场。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检讨

十多年来我国法院民事上诉案件发回重审率的变化表明,发回重审的适用,除取决于法律制度本身外,还与司法政策、一审法官的素质等因素紧密相关。实践中我国二审法院存在着诸多发回重审的"潜理由",如提高年度结案率、规避审判责任追究、维持上下级法院之间良好关系等。对二审法院滥用发回重审进行制约的措施应包括,在立法上将发回重审的事由限定于法律问题,在审级功能正当化的基础上使上级法院更加尊重一审判决,并赋予发回重审裁定时二审法院的自缚效力。无害性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以及终局性原则,应当成为构建以保护当事人程序利益为中心的发回重审制度的基础。     

作为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监管工具的标准合同条款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标准合同”,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监管工具。标准合同条款既拘束进出口双方,亦具有第三人保护功能,形式上是合同条款,内容上由国家预先决定并强制纳入,兼具个别规范和国家法规范的双重属性。进出口方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合同的主给付义务,是法定义务的合同化,包括个人信息安全义务,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通知、补救、减损义务,告知义务,目的限制义务,合规审计义务等。基于受益第三人条款,个人信息主体享有更正、删除等权利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国家网信部门制定标准合同条款构成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具体化适用,应限于授权范围,遵循比例原则,合理确定条款的强制使用机制和内容强制程度。     

《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的理论逻辑和要点分析

《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以相关性为一条逻辑主线,将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作为证明过程的两端,按举证、质证和认证三个阶段,遵循准确、公正、和谐与效率价值,构建了一个在三大诉讼领域通用的证据规则体系.本文对这个证据规则的理论逻辑作了重点论述,并对相关性、证据法的若干原则,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基本要求,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探究

当前,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增多,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成为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问题。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准确界定,分析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坚持工作原则,准确把握好预防和处置工作的时机,不断提高群众工作、依法处置、指挥协调和开拓创新的能力。     

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探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间互涉民事案件呈现增长趋势。现行的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机制亟待完善。文章对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前提及协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美国法典1404(a)与非方便法院原则辨析

由于美国法典28卷1404（a）条款的立法规定在功能与措辞上均非常类似普通法上的非方便法院原则,因此很多学者误以为该立法规定与非方便法院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这一看法并不正确。事实上,1404（a）条款立法在法律效果、证明标准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均与非方便法院原则存在显著的区别。     

模糊语言的语用功能

从传统研究方式上,语言语义的准确性通常是研究者们极力追求的。然而人们在语言的实际交际过程中,准确的语言并不能保证准确的语用功能或表达出真正的交际目的。实际上．常被人们忽略的模糊性是自然语言必不可少的特性。在交际过程中如果能很好地应用语言的模糊性将会给交际带来成功。因此,笔者将从语用学中的礼貌原则和面子观等方面来分析模糊语言在交际中的语用功能。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