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管制刑之思考

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处罚方法,产生于民主革命时期。它曾在保护人民,惩罚犯罪分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新的形势下,其愈来愈显现出种种弊端,致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刑罚功能受到损害,因此,本文认为必须对我国管制刑进行改革。结合中外有关限制自由刑的规定,建议废除管制刑,增设符合国际刑罚改革趋势的新刑种——社会服务刑,使我国的刑罚体系更趋科学、合理。     

公安机关“说理式”执法探究——基于袭警罪正式入刑的背景

袭警罪入刑后,公安执法实践中存在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问题。针对社会危险性不大、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合理适用“说理式”执法。这符合现代文明法治理念的要求与树立公安机关执法形象的现实需求,有利于减少执法活动中的“泛武力”现象,尊重执法相对人。“说理式”执法是基于依法治国总要求和公安工作科学规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推行“说理式”执法,公安机关应从制度保障、机制确立与工作落实3方面着手,要求执法民警转变执法观念,提升自身“懂法理、明事理、讲情理”的能力素养,减少乃至消除执法冲突,避免袭警罪的不合理适用。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被害人问题的探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已经适用十年有余,从司法实践的反映情况来看,目前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被害人制度的缺失。在当今社会上,很多的所谓投资项目其实都是传销的模式体系,老百姓不懂,被诱骗将血汗钱投入其中,结果案发,血本无归,由于在该罪名中被害人制度的缺失,导致即使扣押到巨额的涉案款,被害人也得不到退赔。传销案件一般都是涉及面广,涉及全国范围,人数众多,几十万、几百万,有的甚至千万人,容易引发全国群体性事件。因此,完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被害人及退赔制度,已是当务之急。本文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被害人相关问题及被害人损失退赔问题进行探析,以此希望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能尽快完善相关的制度。     

垂直型交叉持股的危害及其法律规制研究

交叉持股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持股的情形,尽管它有降低交易成本、稳定股价、对抗收购的积极影响;但也同样带来了公司虚增资本、妨碍竞争、扰乱证券市场的弊端危害。而这些负面影响往往都集中在以母子公司为载体的“垂直型”交叉持股。因此本文就垂直型交叉持股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给出建议。     

信托纠纷中“刚性兑付”问题探析

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九十二条规定,不论何种形式的保底或刚性兑付条款均无效。但在该会议纪要发布后,不断爆发的信托兑付危机使得刚性兑付问题引发了各界的强烈讨论,对刚性兑付的性质认定、法律适用、责任承担等问题各地法院裁判不一。笔者认为在认定是否构成刚性兑付以及各方当事人过错时,需运用穿透性审判思维认清案涉法律关系的实质,综合考量案涉交易结构的主导者和受益者、信托公司是否具有多重身份、信托资金的最终流向、当事人的缔约目的和信赖利益等因素。     

从实证角度分析“民转刑”命案特征及预防

“民转刑”命案通常是由民间私怨不断升级,怨气长期积累导致一般的民事纠纷转化为具有严重后果的刑事案件。这类案件从矛盾发生到出现刑事后果具有较长的期限,外界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力量去干预纠纷,化解矛盾。“民转刑”命案在犯罪学上就犯罪预防来讲有着充分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从“民转刑”命案的一般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探寻该类案件的预防基础;另一方面从纠纷解决机制上增强调解的社会效用,将可能升级成“民转刑”的案件及时“灭活”,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思考与完善

当今我国医疗水平得到长足发展,但医患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有日趋严重的态势。为解决医患矛盾,打击违法医闹行为,2015年我国《刑法》正式将“医闹”行为“入刑”。然而“医闹入刑”后,并未达到立法之初预期的效果,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细化与完善仍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医闹入刑”的背景与“医闹入刑”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入手,讨论了医患纠纷中的医闹行为界定与危害,并对当前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一点完善路径,旨在促进我国医疗与健康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     

从社民党到民左联党:波兰左翼政治力量演变的基本轨迹

在剧变后波兰左翼阵营中,由原统一工人党演变而来的社民党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发挥了中坚作用。以社民党为核心的民左联不仅顶住了来自右翼的打压,而且赢得了总统和议会大选的全面胜利,波兰因此成为东欧地区“左翼复兴”的领头羊。1999年,民左联党的建立是波兰左翼政治力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新的统一政党的成立实际上具有双重效应,在壮大左翼整体力量的同时,又对左翼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社民党到民左联党及其后的演变,实际上勾勒出波兰左翼政治力量发展的基本轨迹。     

销售假冒伟哥的行为如何定罪量刑——兼论非法经营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界定非法经营行为,关键是看该行为是否侵害特定的许可经营和市场准入制度,从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非法经营之“情节严重”应以非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额为基础,并综合考虑其他主客观方面的要素。其中,非法经营额的认定最为关键,它一般是指非法经营对象的数额,也可以是非法经营对象的数量。销售假冒伟哥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等三个罪名,构成想象的竞合犯,应当根据销售金额大小择一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犯罪定罪处刑,而不是一律认定为同一个罪名。在对非法经营罪适用罚金刑时,作为罚金根据的“违法所得”应该理解为“已经获得”,或者“能够预期获得”。     

也谈慎刑--兼与陈松、熊建先生商榷

慎刑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冤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慎刑主要针对的是死刑及笞杖罪以上的判罚,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实际操作中很难达到预想效果。慎刑与恤刑有着本质不同,而且明代的厂卫制度也并非对慎刑的监督,而是司法审判制度的一种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