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证婚标准

上个世纪30年代,男女平等的思潮在城乡风起云涌,渐入人心,青年男女都有自己的择偶标准。在当时的报纸上,曾刊登了一个青年男子的征婚广告（1931年7月6日上海《民国时报》）：我所希望于女子者,约有十项：     

萧红：萧萧落红寄海天

冒昧地说,晚清民国的所有女作家中,我仍然愿意读其小说的,除了张爱玲,便只有萧红了。萧红之名传世久矣,但凡读点文章的,恐怕很少有不知道她的。的确,作为文学中人,作为情感中人,甚至作为社会中人的萧红,都是值得品读的。     

地域文化与现代作家的精神路向——以民国时期南京为例的一种考察

民国时期的南京,人与城、人与事、人与历史交织融汇于一体。此间,在现代作家笔下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这些作品都被列为永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留存下来。它们不只是现代作家人生追求的印痕记录、时势艰难的历史剪影,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素材,一类文体的样式,或者作为一种现象的文学史存在,而是一种特殊历史、特殊地域文化,呈现了现代作家内蕴极其丰富而纷繁复杂的文化精神理路,并由此形成了独特地域文化的丰韵和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在这种思路和地域文化的理念指导下,重新阅读现代作家作品,勾勒出一幅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文学史图景,探寻现代作家某些精神生成演变的路向和缘由,以此力求贴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     

吴经熊与民国宪政

吴经熊是1933年至1936年中国宪政运动的规划设计者,是1936年“五五宪草”的主要起草人和1946年民国制宪的重要参与者.吴经熊对宪政救国抱有巨大的期望,以巨大的热情参与民国制宪,期由民主宪政引领中国走向强国之路.实施宪政不仅要有好的宪法文本,而且要有执政者施行宪政的诚意和守法的精神.宪政的生命还在于宪政的思想观念最终为人民所接受,成为人民生活的一种信念.为了宣传宪政,吴经熊撰写了一系列著述.吴经熊实现中国宪政的理想虽未能如愿,但吴经熊的宪政思想对我国当今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打造文化记忆 构建精神家园——两岸同胞共享莫干记忆文化之旅

“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两党得以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这是周恩来总理对1937年他与蒋介石在莫干山举行会谈的总结。诚然如是,“一座莫干山,半部民国史”,莫干山不仅保存下民国要人登临造访的岁月印迹,而且见证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峥嵘岁月,自然也成为日后海峡两岸交流交往的一道历史文化桥梁。     

论选择

选择,即挑选和抉择。选择意味着择优,意味着淘汰,意味着鉴别和取舍。选择决定人生。人生的旅程,除开生死由不得自己,其余均可选择。学业,事业,婚姻,决定生命的价值。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果蔬市场上津津有味的讨价还价,决定生活的味道。政治风云人物的选择,不仅决定自己的人生,也改变历史的进程。孙中山不忍列强入侵、国家衰败、民生凋敝,用毕生精力推行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留下不朽的历史烙印。袁世凯老谋深算,手握重兵,是晚清重臣,面对汹涌澎湃的辛亥革命浪潮,在清朝与民国之间选择民国,在民主与专制之间选择专制,在救国与卖国之间选择卖国,在总统和皇帝之间选择皇帝,最终机关算尽,在众叛亲离之中闷闷不乐地死去。人生的轨迹由选择构成,正确的人生源于正确的选择。     

《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报道之五 王宠惠:民国第一法学家的爱国风骨

他生于乱世,国力衰落之时。他与列强周旋,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力争中国四强地位,他仗义执言,不畏强权;他是国际著名法官、外交家,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北洋政府总理、南京政府司法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他凭借深厚法学功底和深深爱国之情,在国际舞台上运筹帷幄、不遗余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

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结果是清帝逊位,以禅让模式终结当时统治中国的清帝国。清帝《逊位诏书》成为帝国主权转移至民国的重要合法性文献,对中华民国建政意义深远。作为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因此被当然合法地纳入民国法统之下,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一个完整继承清帝国的主权国家。然而西方列强及国内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图谋瓜分、分裂中国的野心不死。因此,在辛亥革命中,中央、边疆民族与列强及分裂主义之间展开了关于中华民族宪政合法性及国际承认的政治博弈,虽然最终我们基本捍卫了领土主权完整,但仍需保持警惕,应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以应对西方的理论挑战。     

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在反思"全球化"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问题的提出确实带给了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自身的机会。但是,由于"本土化"理论模式"化"他者理论为己用的先天缺乏研究者"主体性"的缺陷,使得"本土化"理论在面对什么是新文学真正的中国特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时显得乏力,而"民国文学机制"问题的提出,刚好弥补了"本土化"理论的缺陷,以突出历史情境为切入口,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为塑造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打开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