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如何管理药店

在奥地利，除了大医院和小部分诊所外，大多数私人医生和诊所都不设药房，很多病人看病后必须带着医生开的处方到药店买药，因此药店与奥地利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尽管药店也是“店”，但却是涉及到人命关天的大事。因此对于药店行业的管理，奥地利政府是将其归入医疗卫生事     

论公证权的基本属性

在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法律制度中,公证员都具有国家公职人员和自由职业的双重属性。关于公证权的性质界定,在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都认为它是一种国家权力,是国家在对当事人所涉及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进行证明,以此来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由此得出了公证权是国家授权的理论。很多教材、专著和论文都认为公证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或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将该项权力授予公证人来行使,从而使得公证证明具有不同于一般民间私证     

公证界反击不正当竞争——不正当竞争：因何而来？如何赶走？

做“公证界反击不正当竞争”这样一个专题，并不说明公证界的不正当竞争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而是作为行使国家证明权的公证机构。更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和队伍的纯洁。当然，公证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社会的疾病不可能不或多或少的对公证行业有所侵袭，但公证行业敢于正视自己，并主动出击抵挡社会疾病的袭扰，正说明了公证这支队伍的成熟和健康。正人正已，公证一定能够在诚信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自侦案件“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一、自侦案件“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与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科学性 在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中,控辩裁三方分别由检察机关、辩护方、审判机关来担任控方证据的最初收集权,根据案件性质不同,按照刑诉法规定,分别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机关内设的自侦部门等机关和部门行使。检察机关内没反贪污贿赂局     

律师会见权探讨--寻找保障与合理限制的协调

律师的会见权具有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该项权利的理解与实现面临新旧法律效力冲突、缺乏救济机制、违规会见、认识差异等困境。面对困境，司法部门对律师该项权利在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予以合理限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可能出路。     

我国地方税权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职责越来越多,事权与财权的矛盾已经尖锐地显露出来。调整和重构中央和地方两大税制体系,确立和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已成为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地方税权是确立地方政府在税收管理、税收立法、税法解释和税收优惠诸方面责权的基本制度。实施分税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与执行机构的税收权限,尤其是如何认识和确定地方税收权限。一、我国地方税权现状1、地方各级政府对地方税权的反映地方政府在大力发展地方事业的过程…     

“母亲河”污染调查

7月上旬,记者在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区的黄河两岸采访,亲眼目睹了黄河中上游水污染的现状和日益加剧的危害。随着城市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黄河流域污染已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严峻形势,黄河污染程度已远甚于淮河。污染的黄河使西北和华北约1.6亿城乡人民深受其害,而受害最深的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从青海,经甘肃、宁夏、至内蒙古,黄河沿岸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等高污染的工业企业林立,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大。由于污染治理严重滞后,污水处理率偏低,不少企业未能实现达标…     

公证收费的特性

公证制度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从法律上将公证人规定为国家公职人员或国家公务员，公证人受国家委托行使国家证明权，但其职务行为又不是国家行为，具有自由职业和公共管理的双重属性。国家并不向公证人支付薪俸，而是由公证申请人向公证人支付公证费。因此说，公证收费又是公证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论WTO劳工标准之争与中国“劳动三权”制度的完善

尽管是否将贸易制裁与核心劳工标准的实施挂钩在WTO内存在激烈的争论,但将这两者挂钩可能是将来的发展趋势.因此重视核心劳工标准、尤其是"劳动三权"(自由结社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相比,我国在"劳动三权"的立法上还存在不足,将来必然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不良影响,也不利于我国人权的保障.因此,我们应修改<宪法>、<劳动法>、<工会法>和制定<罢工法>,对工会成立和解散的程序、组织体制、领导体制、会员资格、经费来源等进行相应改革,对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进行完善,对工会和工人的罢工权给以明确肯定并对其权利的行使加以法律规范.     

个人信息的民法定位及保护模式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民法上如何选择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评价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及其在民法上的定位。个人信息同时具有个人属性和公共属性,单纯地强调某一属性均无法凸显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故而在立法上应适当舒缓个人信息保护及利用之间的张力。不仅如此,个人信息的内涵模糊、外延宽泛,难以达到权利客体所应具有的具体特定且界限分明的品质要求,故而不宜在模糊、笼统的个人信息之上设定一项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的“个人信息权”。否则,不仅无法为行为人划定清晰的行为禁区,而且在适用上难免与已有的人格权体系发生冲突、抵牾,可谓得不偿失。衡诸民法原理和社会现实,应当采用行为规制模式为个人信息主体提供必要的、适度的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