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个开刀”改善基层法治环境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建设法治中国的总动员,奏响了依法治国的最强音。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结合贵州实际,对建设法治贵州作出全面部署,为我们推进依法治市、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指明了方向。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精神,就是要将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与铜仁发展实际有机结合,紧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工     

古代中国的“风俗之治”及其现代启示——兼论社会道德建设的范式转换

风俗是儒家政治和道德学说的重要概念,以教化为根本手段的风俗之治是古代中国政治治理实践的重要传统。风俗之治是德治主义政治逻辑下必然的问题导向、目标诱惑和路径锁定。现代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区别于古代风俗之治的关键,在于实现从道德本位的儒家政治哲学范式向权利本位的现代政治哲学范式的转换,政府作为法治公正的提供者而不是社会道德风俗的直接塑造者,克制正俗的权力冲动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建设。     

国际狮子会在釜山召开大会 邓朴方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荣获“人道主义奖”

正6月26日,全球最大的慈善服务组织——国际狮子会日前在韩国釜山召开大会,将该组织最高荣誉"人道主义奖"授予邓朴方和他领导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国际狮子会会长谭荣根在授奖仪式上说:"邓朴方先生从1984年开始就拖着残疾的身躯,呼唤人道主义,开拓了中国残疾人事业,为提高残疾人福祉及推进社会和谐共融作出重大贡献。让我们感动的是,他担任名誉团长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用演出收入设立了‘我的梦’和谐基金,给国际狮子会捐款,帮助非洲防盲治盲,彰显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法治视野下网络谣言的治理之道

在法治的中国，“依法治网”、“依法治谣”成为网络谣言治理所必须而又现实的路径选择。文章通过对“依法治网”和“依法治谣”必要性的分析，指出我国在“依法治谣”过程中存在谣言的法律界定不明确、相关的专业法律法规数量偏少、执法打击力度比较小、各项法律之间不相衔接等四方面的问题。同时，借鉴国外在治理网络谣言过程中的一些法律解决之道，提出了当前我国在“依法治谣”过程中，必须做到：谣言止于科学的立法、止于依法打击、止于“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作用。     

武汉地铁广告串通招投标的反垄断法思考——兼论武汉“治庸问责”的法治化进程

串通招投标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行为阻碍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本文主要就武汉地铁广告招标中所体现的串通招投标现象从反垄断法角度进行了一些思考,并针对当下武汉推行的"治庸问责"就其法治化进程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     

领导干部在读什么书

正领导干部在读什么书?哪些书在党政机关最受欢迎?本刊统计整理了2013年以来,当代贵州先锋书社畅销书目,并结合当代先锋网正在开展的"贵州领导干部最喜爱的十本书"评选活动,推选出十本在贵州党政机关受欢迎的书目,此外,还邀请了部分领导干部推荐他们正在阅读的好书,供读者参考学习。     

事业单位管办分离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管办分离是政府监管者与举办者职能的分离。各国政府均存在管办职能及管办关系,但管办关系的处理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模式。虽然我国管办分离改革取得进展并形成六种模式,但是,理念、体制、运作等深层次障碍依然存在。应理顺管办职能关系,探寻有效实现形式,加快推进事业单位管办分离。     

寻求良法之治——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科学民主立法新亮点

法，治国安邦之利器。现代文明社会，也是一个法治社会，需要良法之治。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不断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新途径，把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破解制约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     

围绕中心 依法履职 全力推进依法治县进程

近年来，滦南县委围绕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提出了依法从严管理社会的理念，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依法治县。2012年滦南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以来，始终紧紧围绕依法治县这一工作主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全面监督和配合了依法治县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主抑或圣人——以人格与位格为中心维度的韩非君主理论

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方式是政法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以君主统治样态存在的政制关系中,作为权力系统的承载者与运作者的君主,是不同政法维度的关系的连接者.本文以韩非的君主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为切入点,围绕君主得以集权独断的理论基础,分析韩非以君主独治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中各种规范的具体应对,从君臣之维、君民之维、君国之维、君法之维及君主的人格与位格之维等不同角度揭示其君主理论的内在对应；法要求君主的公正开明与术要求君主的诡谲莫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两者对于君主的形象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统一只能在于圣人一身,即以反制度的术达成制度化的法,而因君主不受法的约束且高居于法之上,在法与术的运用中,君主不能保证法的公开性与明确性不受术的破坏,法的规则之治屈从于君主的权力权威.经由法术势的结合达到的君主独治状态,基于势而形成的中主之治与运用法术所要求的圣人之治的偏差,不但在君法维度,而且在君主的人格与位格维度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此种冲突使其理论未能在实践中达到其预设的“明主之国”的明主之治,“至治之国”与“至安之世”无从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君国层面上的政权存续问题,韩非在应对封建之天下与大一统之专制这两个面相的国家时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更彰显了其理论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