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的关键在"官德"

江泽民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式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 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官德毁、民德降”,为“官”者必须有“德”。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模范遵纪守法,保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中国,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树“官德”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中国古代的乐与法

在中国古代,乐本身也是一种法,而且是一种“根本大法”。乐与中国古代另一“根本大法”礼属于并列、交叉关系。此二者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工具。以乐治国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最富特色的治国方略。     

公罪与私罪--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

中国古代在法律中规定公罪和私罪,是以维护正常吏治为目的的。吏治如何,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明代的统治者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律,增加了公罪与私罪的律条,而在一些诰、令、例等条文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由于条文的复杂繁多,彼此之间还有相互矛盾之处,更由于公罪与私罪的界限不清,使公罪与私罪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有了千变万化的状态。公事犯罪虽有检举之条,但遇有重大事故,连坐总是难免的;私事犯罪则不然,私罪是个人之事,不会牵连到其他人。正因为公罪与私罪的差别,许多案件本应该定性为公罪,却被定性为私罪,使本来还有公正可言的公罪与私罪的法律变得不公正,不但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而且还给官吏“黜陟用舍”的弄权带来了莫大方便,败坏了社会和官场风气。     

单摆模型:一种解读乡政村治的新范式

乡政村治,一个耳熟能详的范畴,如何实现该范畴的“最惊人的变故”(恩格斯语)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厘析乡政村治并取得丰硕成果,在运用范式分析方面更是成果喜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对一种新范式进行剖析,构建国家、基层政权、基层社会三者博弈过程的模型,通过分析试图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畅谈推进依法治省进程侧记

江城二月，春意盎然。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聚武汉，围绕发展主题，说实话，道实情，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     

外资保险市场准入监管法制的区域合作——以CAFTA为视角

CAFTA区域内实施外资保险市场准入监管法制合作,有利于防范我国保险市场经营风险,有效减少CAFTA区域内国家间保险法制的冲突。我国应在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就外资保险市场准入的管辖权、实体规则、程序规则以及限制问题等内容,通过WTO、CAFTA、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以及双边协议等渠道,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合作和交流。     

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之逻辑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对治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模式,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     

经略边疆:清代治边之法的得失

清代积累了不少治边经验,如以开放的心态治理边疆,改进和完善边疆行政管理体制,因俗而治、因地立法,从治国需要出发制定对待各种宗教的方针政策等等,这些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清代闭关锁国、排斥对外交往、海权意识淡薄等僵化的治边思想,也留下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加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