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山水田园诗中自然之意的归宿——中唐山水诗与盛唐山水诗之比较

继陶渊明、谢灵运之后,山水田园往往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达到了高潮,出现了王维和孟浩然等代表诗人,借助自然风物来寻求精神的圆满,将自我消融在景物当中,中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山水自然意识渗入了日常生活,诗人往往能在身边发现自然的意趣;另一方面,诗人们难以忘怀自我,在山水描写中,自然的意趣往往表现得冷清孤寂,甚至索寞幽怨,尽管如此,他们的诗歌创作仍不失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典范。     

生产力泛化之困惑

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物质的生产力,是蕴藏与显现在生产领域和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非劳动、非物质范畴不存在生产力问题,生产领域之外和生产过程之外也无生产力可言。近年来,生产力概念内涵的畸变与种类的蕃衍,不仅导致生产力的泛化,而且也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与困惑;“征服”、“改造”并不意味着鼓励人们去蛮干,“和谐”未必就能杜绝生态失衡;强调某些因素在发展生产力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是无可非议的,但将其过分夸大甚至神秘化,那就会走向真理的反面,有悖客观实际了。     

罚款规约嬗变及其软治理路径——以甘孜州长须贡玛乡为例

因罚款规约具有的效用、法律执行中的疏漏以及额外因素的考量,致使罚款规约在长须贡玛乡形成恣意、泛化的现状。同时,实践也证明罚款规约的功能是有局限的,面对罚款规约在治理乡村中存在的问题,要坚持村规民约合法化,调适和配置好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平衡以实现“软治理”,需要对罚款规约进行必要、合理的矫正。     

刑法修正的基本动向及客观要求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涉及刑罚结构调整、从宽处罚情节和非监禁刑的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立法完善,相关涉及民生犯罪的增加和处罚力度的加大等诸多方面。结合刑法的多次修正来看,本次修正更突出地显示了刑法修正依据的实用性及其反映出的当前刑法立法的工具主义倾向,而修法内容范围之广以及犯罪圈的扩大反映了刑事立法的泛化、扩大化倾向。此次修正,也突出地反映了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立法的转变以及刑法干预的前置性倾向。上述倾向有其特殊的社会变迁背景,但是这样的倾向则容易形成对公民自由的侵害,对罪刑法定等刑法基本原则的破坏。这样的倾向需要予以警惕,并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合理控制,保持刑法的克制性。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一、关于《封建考论》及其学术争论谷川:冯先生的《封建考论》,我读了。对冯先生的观点,我完全赞成。冯:多谢谷川先生鼓励!您知道,关于封建的问题,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思考了,也曾写过小文进行探讨;但《封建考论》这本书的正式执笔写作,则是2004年到2005年我应聘在日文研主持东亚近代术语生成研究课题的时候     

从公共权力泛化看我国腐败的治理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者在利己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支配下，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背离公共权力的授权目标，违反公共权力的使用规范，牺牲公共利益来谋取少数人利益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因此。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防止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就我国而言，应从廉政教育、薪酬制度·、监督机制、法制建设等四方面着手，从而使公共权力拥有者不想、不必、不能、不敢通过公共权力泛化去腐败，最终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实名制泛化的冷思考

实名制在公共领域受到管理部门的青睐,公共管理似乎呈现出一种对实名制的依赖和崇拜,实名制的泛化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实名制难以跨越已有的法律障碍,难免不去侵扰公民日益珍视的隐私和自由,难以承受执行成本之重,也难以突破本身的制度缺陷,因而实名制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公共管理实名制的泛化,暴露了管理机关态度的粗暴,体现了法治理念的滞后。自编自演的政策制定过程,不仅可能使政策偏离理性的要求,而且会侵蚀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公共性。     

传统道德泛化之批判与现代道德恰当定位

传统道德泛化对政治、经济及整个社会都是有害的。要确保现代社会道德的健康运行,加强现代社会道德的建设,就必须对道德予以科学的社会定位,正确认识和确定道德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存在和发挥其作用的根据和理由、范围和限度、层次和要求、角色和地位等问题。     

价值的歧义与判断的迷失——对我国司法判断模式之反思

价值一词的诸多歧义及人们对它的误读导致司法判断模式上的迷失以及该领域内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其在刑事法学领域亦有突出表现。这带来的诸如将规范判断误认为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引入事实判断中等谬误对当下中国法治造成深远的负面示范效应。必须在司法判断领域将此种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驱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