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复杂治理场域的两种公共行政叙事及其整合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方式,公共行政实践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治理场域。在当前的公共行政领域中,到处充斥着决定论特征的机械机制,试图运用分割、隔离以及控制的管理方式来对治理场域进行类型化与模式化统治。作为对这种远离复杂治理场域的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的批判与超越,阐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公共行政叙事分别从公共行政实践主体及其意向性行动和公共行政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角度,试图揭示和建构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状况。这两种公共行政叙事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全钟燮提出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二者的整合,对探索后工业社会之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由意志问题

自由意志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一个问题,而是由许多问题一起构成的,概括来看,就是我们能否自由地支配我们的行动,也就是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这么做,支配我们行为的这种支配的本质是什么?本文主要讨论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关于人是否有自由意志,大家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强决定论、非决定论、相融主义三大块,而对于这三个观点,又分别有着一些反对的意见,而本文作者则是认同强决定论的观点。     

威权主义视野下的埃及民主转型分析

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演进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一直到穆尔西时期,埃及社会发展始终具有自纳赛尔时代以来的威权主义色彩。在民主化浪潮下,威权主义模式逐渐式微,埃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存在的种种矛盾不断显现,其民主转型过程也因此充满动荡与暴力。埃及民主的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实现威权主义的民主化转型,克服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民主的良性运转与社会的进步发展。     

论江应樑对“泛泰族主义”的关注和批驳

对傣族有长期深入研究,堪称傣族研究权威专家的江应樑,始终关注"泛泰族主义"问题,并以自己的学术专长,着重从学术历史事实和学理上批驳了"泛泰族主义",论证了"泛泰族主义"在历史知识和理论依据上的荒谬性。江应樑对"泛泰族主义"的批驳,不仅对澄清历史真相,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爱国知识分子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使命担当。     

国际海洋划界裁判中的“司法能动主义”——以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为例

国际海洋划界是国际司法机构实践"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领域。在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完成200海里外大陆架提案的审议工作之前,越来越多的海洋划界争端当事国开始请求国际司法机构在裁决200海里以内海洋边界的同时,一并划分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鉴于CLCS避免卷入海洋划界争端的一贯立场,国际司法机构如若坚持以"定界"为"划界"的前提,便有可能产生海洋划界争端中的"管辖权黑洞"。为化解这一僵局,国际司法机构近年来坚持严格区分"定界"和"划界",同时为管辖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争端创设了门槛标准,彰显了"司法能动主义",然而,国际司法机构裁决200海里外大陆架界线时产生的新问题,亦反映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局限性。综合国际司法裁判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未来国际司法机构应适度回归"司法克制主义",谨慎对待"管辖权黑洞"问题。     

亚洲悖论的根源——基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历史主义、微观主义、结构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能对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东亚国家的"整体关联性"在于均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它们在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亚洲悖论"的深层根源。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就成为东亚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由此造就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甚至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中与发展之后所出现的问题,虽然以国内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不可避免地以集体诉求和集体心理的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导致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合作严重滞后。但是,即便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亚洲悖论就不存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只能解释亚洲悖论的源起,并不能预测亚洲悖论的消失。     

社会控制视野下农民工返乡引发治安问题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大量返乡引发乡村治安秩序问题频发,这一现象引起了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对农民工返乡引发的治安问题表征进行解构剖析,发现乡村地区社会控制乏力是秩序混乱骤生的关键因素。参照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以国家——社会互动为设计路径,在确保乡村秩序基础保障不变动的前提下,建构一条教化为先、增进监控、逐级解决、公安封底的微观立体化防控,是解决当下问题且短期可以见效的可行性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