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移民的政治效应——一项基于演绎方法的分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转向了更加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但这种转向带来了某些出乎意料的政治后果。这种移民政策的转向跟西方发达国家主流认知的改变有关,而他们的主流认知又基于跟移民问题有关的三个理论预设——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明同化论和政治秩序制度论。但问题是,这三个理论预设跟西方社会移民问题的真实情境有着较大的偏差。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呢？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可以由一个包括移民率、同化率、移民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主导族裔出生率与移民群体出生率等关键参数在内的函数模型来衡量。由这一函数模型可以推导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要降低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可能的政策选择包括降低移民率、提高同化率、控制异质性程度高的移民群体数量、鼓励主导族裔的出生率以及改变客观上鼓励少数族裔高出生率的做法。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     

后疫情时代的金砖国家合作：机遇与挑战

在新冠疫情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背景下,研究新兴经济体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恰逢此时,以“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为主题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在中国举行。金砖国家成员国携起手来就全球发展问题开展合作,本文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考察。金砖国家的合作实践是建立在一种横向关系基础之上,反对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施舍,维护伙伴国的平等、尊严和自主权。以需求为导向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金砖国家虽然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但仍为全球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证明,一种具有替代性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兴起,可与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媲美。然而,金砖国家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成功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一是金砖国家成员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偏好不同,二是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三是缺乏集体的世界秩序愿景。     

2005年台湾政局及两岸关系综述

2005年台湾政局复杂多变,朝野政党争斗激烈,各个政治势力合纵连横,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蓝绿阵营实力此消彼长,泛蓝阵营摆脱困境,重展生机,政治实力大幅上升;民进党施政无方,弊案丛生,内部矛盾加剧,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两岸关系出现较大转机,我出台《反国家分裂法》沉重打击了“台独”势力;民进党当局处处阻碍两岸交流,但连宋访问大陆使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两岸总体上朝缓和的方向发展。     

生存意愿、主导国态度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国际难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为例

在国际制度研究中,组织一旦建立就保持相对较高的制度惯性是学界的传统认识。组织的功能及改革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但数据统计显示,国际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死亡率,该现象并未引发关注,也超出了传统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在大国“退群”现象频发、多边主义重要性受到质疑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国际组织兴衰存亡的诸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国际难民组织(IRO)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不同生命历程,发现国际组织的生存意愿作为内驱力是决定组织命运的主要变量,主导国态度作为外部力量则是影响国际组织生存质量和解体速度的次要变量。大国退出通常导致组织出现财政危机和影响力下降,但组织存亡的命运和全球治理成效最终取决于组织的维生意愿及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其实也对近年来美国“退群”和英国“脱欧”等引发的“多边主义危机”做出了回应,更为中国推动国际组织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启示。     

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爱默生VS孔子

个人主义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个人主义学说,不仅代表了美国19世纪中期的主流价值观,更揭示了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具有超越时代和具体文化的启迪意义.孔子对个人主义基本元素的思考,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语境中讨论儒学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对确立现代中国人的个人文化身份意义重大.     

非监禁刑适用问题初探

非监禁刑是指由法院决定的,对犯罪分子适用的,在监狱、看守所等监禁场所之外实施的,不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刑罚执行或暂缓执行的制度和方法,其基本理念与宗旨符合现代刑罚的发展趋势.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是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节约司法成本、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需要,对实现社会主义司法目的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来看,刑罚的非监禁化水平还比较低,非监禁刑适用及非监禁刑犯管理工作还不够完善,这使得刑罚效益的发挥受到极大影响.在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时如何适用非监禁刑,才能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文在对非监禁刑适用现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分析非监禁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     

刑法主观主义理论地位之重新审视

作为刑法史上的两大主流理论体系,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论争已久,但在新时代的背下,随着刑法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的转换,两种理论体系逐渐相互吸纳与融合,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受客观主义思想影响甚重,忽略了对主观主义理论的研究,存在不合理之处。随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发展,比较其他各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动向,应当重新审视主观主义的理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