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的法律导控

分析了中国传统德治主义的价值和缺陷,提出了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法律导控论。     

九十年代英国工党的改革及其对英国工会运动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英国工党与工会保持着密切的伙伴关系：“工党是工会的政治臂膀,工会是工党的选举臂膀”。但９０年代以来,尤其是１９９４年号称英国工党“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托尼·布莱尔继任工党领袖之后,从党的章程、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到与工会的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建立“新工党”的口号。由于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使得工党的改革对英国的工会运动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解析"克林顿主义"及其根源

本文结合克林顿执政时期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从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三方面出发提出对"克林顿主义"的不同看法和观点,进而给"克林顿主义"的基本内涵作个界定,并从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因素出发寻求其形成的现实根源和历史根源,以使广大读者朋友对"克林顿主义"有深刻地认识。     

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试论南亚地区的合作

冷战的结束,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地区合作成为各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和政策取向。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南亚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阻滞了地区合作的开展。通过建立稳定的印巴关系,进行互信建设,推进制度化建设,培育地区认同,南亚地区可以通过合作安全实现地区整合。合作安全是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生态整体主义伦理下法律转向之探析

生态整体主义将生态作为有机整体,以生态利益为最高利益考量,它以生态学为其伦理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控制的力量,生态整体主义具有道德在法律上的可实践性。在生态整体主义伦理下,法律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但出于一般安全与可行性的要求,法律又必须保持其稳定性。因此,法律在生态化的同时,也要坚持其以人为本的基础。     

多元自由主义的限度

威廉·盖尔顿是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和洛克与康德不同,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多元自由主义,其主导思想是国家的基本建制是自由主义式的,但国家中可以同时存在很多自愿结合的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可以是非自由主义式的。他认为,通过恰当的方式,国家和这些自愿团体可以形成一种稳定健康和谐的社会关系。     

整体主义视野下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法律治理

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确定缺乏明确的规则依据。在劳动者的竞业行为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且用人单位无法证明实际损失的场景下,高额违约金的酌减完全依赖法官高度分散化的判断和裁量,不仅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秩序风险,也削弱了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制度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意思自治与诚实信用之间的平衡效果。应基于整体主义的理念及方法完善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法律治理。以离职竞业限制补偿金作为违约金的裁量标准,允许用人单位主张不超过约定补偿金总额5倍的违约金。完善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治理的配套制度,明确未约定补偿金不影响竞业限制协议效力、完善劳动者主张法定补偿金的确定规则、允许当事人就竞业限制违约金纠纷直接提起诉讼。引入竞业单位赔偿责任和劳动者离职竞业限制违约责任保险,构建离职竞业限制违约金的风险及成本分担机制。     

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

宪法学究其根本是为了适用宪法而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的宪法释义学。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不确定性,在宪法解释中纳入政治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同样的宪法条款,在不同的政治理论引导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结果。考察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是一种社会科学对法学的逻辑自足的祛魅,是有价值的。但是,随意选择作为宪法解释“背景规范”的政治理论,会导致解释的恣意,损害法的安定性价值。所以,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制宪历史、规范环境和宪法文本去容纳政治理论论证这种“外部论证”,消解其对宪法解释确定性的损害。     

论人事诉讼中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的协同模式

人事诉讼对象的非处分性造就了人事诉讼中应对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适用加以限制,广泛适用职权探知制度。实行职权探知主义的根据在于人事诉讼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以维系身份法秩序的稳定,保护未行使审问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伴随传统的职权主义被当事人主义所取代,以当事人为主导的诉讼模式在我国逐步确立,普通诉讼程序法理不仅难以满足人事诉讼案件审判实践的需要,同时无法实现二者的调和。文章认为设立专门人事诉讼程序,构建一种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兼容的协同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主义对人事诉讼裁判带来的冲击。人事诉讼中诉讼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普通诉讼程序法理难以满足这一要求,构建既有别于普通诉讼程序,又不同于非讼程序的独立人事诉讼程序乃是客观之必然。     

中国全能主义时代的民意搜集机制研究#br# ——一项类型考察

作为民意吸纳机制的首要环节,民意搜集机制是解决公共政策民意吸纳价值与事实弊端矛盾的关键。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对我国全能主义时代民意搜集机制的研究,文章根据发动主体和搜集路径等维度,把民意搜集方式分成了正向收集和逆向搜集两种,由此根据二者出现频率的高低建构了民意搜集机制的四种类型。通过考察这两种民意搜集方式在全能主义时代的各自典型代表——信访工作与基层调研发现,总体而言,民意的正向搜集方式出现频率往往较低,其发挥的作用也相对有限;而民意的逆向搜集方式,则获得了执政者的大力提倡,并在实际中得到了广泛贯彻和应用,这使得全能主义时代的民意搜集机制表现出了明显的“精英体察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