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贿赂又实施渎职行为的应当按一罪处罚——以《刑法》399条第4款规定为视角

<刑法>第399条第4款"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不是基于牵连犯或想像竞舍犯理论,而是将行为人渎职行为同时理解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渎职犯罪与受贿罪的法条竞合.该条款是刑法的注意规定,而非例外规定.对除该条款规定之外收受贿赂实施渎职犯罪的,应当按照法条竞合原理进行解释,根据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     

论渎职罪构成中的损失结果

渎职行为有无造成重大损失结果,这是结果犯类型渎职罪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渎职罪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指导观念,将渎职罪构成中的损失界定为"无法挽回的灭失性损失",违背基本法理,已成为处理渎职罪的法律陷阱。     

渎职罪与受贿罪的罪数研究

中国司法实践中渎职罪与受贿罪的相伴发生已经成为司法实践的一个难点。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8日针对渎职罪与受贿罪中出现的新型受贿案件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它有利于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收取财物的行为。因此,在结合新《意见》的基础上,对于新型受贿罪中第七、第八项受贿与渎职行为如何区分,并对两罪是从一重罪处罚还是数罪并罚,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渎职犯罪主体之我见

本文对当前查处渎职犯罪案件中的主体认定和案件管辖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受国家机关委派、委托、聘用等从事公务的人员 ,应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以解决《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中犯罪主体的规定与司法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应由检察机关受理管辖。     

论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的两个问题

一、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的定性 一般来说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中的“徇私,”,包括徇私情与私利。而徇私利既包括徇财物利益,也包括徇财物以外的其他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由于徇财物以外的其他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并不涉及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问题,因此这里私利仅     

亦论渎职罪主体的修改

刑法修改以后,关于渎职罪主体问题一直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从当前情况看,对此大家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首先,从修改当时的情况看,有些为时过早,但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看,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当前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仍不明确,需要尽快从立法和司法的渠道加以规范和解决。     

渎职罪中“前案”的确定标准

目前关于渎职罪案件中“前案”的确定尚无明确标准本文认为,“立案侦查说”所确立的标准既合乎立法精神,又切合实际,有利于准确打击有关“前案”犯罪。     

“财神”末路

手握宝鸡市财政大权的李增邕,与其属下市财政证券公司老总沆瀣一气,纵容其违规经营,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请看———     

对“渎职罪主体适用”扩大理解的思考

修订后的我国刑法典分则第九章对渎职犯罪的主体作了严格的限制。立法将渎职罪的主体规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之内,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或亵渎职守的行为,无法按照渎职罪定罪处罚,或者说,能否按照该职罪定罪     

立法思想层面下的渎职罪研究

本文通过对现行刑法中指导渎职罪共有的“宜细不宜粗”的立法思想和渎职罪特有的“轻刑溥惩”的立法思想的分析 ,评价它们对污职罪立法及司法的影响 ,进而对这两种立法思想的全理性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