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食品监管渎职罪之立法完善简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设立，回应了国民对于预防和打击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强烈要求，体现了国家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更体现出了国家对于食品安全事故治理思维的转变，开始转向了重点治吏和从严治吏两个层面，但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由于自身用语的模糊性以及设置的不合理性导致预期法律效果难以实现。因此，有必要对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相关概念进行合理界定，增设财产刑、资格刑以及单位犯罪，引入风险刑法理念，以此来严密刑事法网。打击食品监管渎职犯罪。     

渎职罪非物质性损失认定问题探析

渎职犯罪所造成的损失,除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外,还包括无法用数据指标衡量的非物质性损失。非物质性损失的认定由于存在无法量化计算、情形复杂多样、需结合公众认知等特点,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但司法实践中却亟需标准确认犯罪构成中的危害结果。为解决该问题,可借鉴国内外经验,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认定标准,对非物质损失表现形式予以细化;建立指导性案例系统,促进补强参考标准;引入专业机构调查并建立集体研究评议机制。     

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完善与食品安全犯罪的遏制

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按两罪并罚处理不仅能体现刑罚公平,也是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此外,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生产者和销售者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的食品而提供帮助的,按相应的共同犯罪论处;同时应贯彻刑罚必然性与刑罚及时原则,重视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强化刑罚的消极预防与积极预防的整体效果,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浅析我国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构成

食品行业丑闻不断的原因,监管环节的疏漏是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背景进行了分析,通过调查研究,指出当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现状,探究本罪立法的重大意义所在,并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深入研究.     

论食品监管渎职罪之立法完善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设立,回应了国民对于预防和打击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强烈要求,体现了国家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更体现出了国家对于食品安全事故治理思维的转变,开始转向了重点治吏和从严治吏两个层面,但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由于自身用语的模糊性以及设置的不合理性导致预期法律效果难以实现。因此,有必要对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相关概念进行合理界定,增设财产刑、资格刑以及单位犯罪,引入风险刑法理念,以此来严密刑事法网,打击食品监管渎职犯罪。     

非法诱惑侦查中诱惑行为定性分析

诱惑侦查是法律规定的在隐蔽性犯罪中经常适用的侦查手段,对非法诱惑侦查应予以禁止,不过从一些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对追究引诱者的刑事责任持谦抑态度。我国对引诱者追究刑事责任时应注意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根据引诱者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决定是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引诱者实施非法诱惑侦查时,由于既缺乏刑法上教唆犯的故意也缺乏实行犯的故意,不成立被引诱之罪的教唆犯或共同正犯。对于侦查人员的非法诱惑侦查行为,可资适用的罪名主要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对于线人实施的非法诱惑侦查行为,一般不成立犯罪,只有在线人以获取奖金等财产利益为目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立诈骗罪。     

渎职罪溯源

我国最早的渎职罪,始于夏朝。 我国古代,统治者对于各级官吏不能依法履行职责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往往施用刑罚手段予以惩处。从夏朝起,司法中就有渎职罪。《左传·昭公七年》引《夏书》关于“掌天师”羲和因喝酒擅离职守,昏迷于“天象”而被治以死罪的记载,是迄今关于追究官吏渎职责任的最早文字记载。全文大意是:仲康     

如何界定渎职犯罪中“徇私”、“徇情”

我国《刑法》第339条规定了“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内容,第九章渎职罪中还有11条规定了“徇私舞弊”的内容。徇私、徇情成为这些渎职犯罪中必备要件,而《刑法》条文中没有明确界定它们的概念,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时,检、法两家对“徇私”、“徇情”理解上存在分歧,处理上差异较大。一     

“卖光”市长“帮扶”他人成亿万富翁

“戴松林在‘双规’期间，曾经三次想过要自杀。”邵阳市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戴松林作为原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从一个红极一方的风云人物到现在失去人身自由，对他来说，这完全是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