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播时代泛娱乐主义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化解

泛娱乐主义借助智能技术将“泛”的特性不断叠加与增强,呈现出了新的样态。在资本扩张、技术赋能和心理驱动的作用下,泛娱乐主义逐渐生成发展,并在实际运行中衍生出意识形态风险,集中表现为“主体多元化”协同“去中心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传播隐蔽化”伴随“去价值化”,离散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叙事碎片化”融合“去政治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对此,应通过理论纠偏和宣传引导相协同来澄清娱乐边界,通过价值引领和内容生产相贯通来优化娱乐供给,通过技术赋能和制度约束相结合来净化娱乐生态。     

网络毒品犯罪的平台治理困境与出路——以网络平台提供者的企业合规为视角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毒品犯罪的网络化趋势愈演愈烈。传统毒品犯罪治理手段无法有效应对网络毒品犯罪,网络平台提供者监管作用的缺位更加剧了网络毒品犯罪的治理难度。为有效推动网络平台提供者参与网络毒品犯罪治理,需要从明确规范基础和制定企业合规计划两个方面展开。在规范基础层面,有必要在《禁毒法》中增设专门条款,明确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具体类型,并细化禁毒义务和责任。在实践操作层面,网络平台提供者需要将法定禁毒义务内化为合规制度,安排专门负责人员,将监管平台上的涉毒信息嵌入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禁毒部门则应加强对网络平台提供者监管活动的指导和监督,落实数据整合与共享,为网络毒品犯罪的平台治理提供必要的外部引导。     

产教融合背景下民办职业教育集团平台管理“四支柱模型”构建

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是落实产教融合发展模式的重要形式,而实体化是职教集团发展新阶段的必经之路。但集团是个复杂的组织,实体化管理过程中存在着集而不团、团而无力的现象。平台管理模式是以平台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以政策为运行保障,以创设合作项目为内容,以完成合作需求（生产和交易价值链）为目标,发挥平台媒介作用,平行构建而来。     

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失范与治理

网络平台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与此同时,相关问题也进入公共讨论视野。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失范问题尤其突出,干扰了公权力对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也损害了用户、经营者等私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立足于“政府—平台”二元参与的治理模式在解决私权力失范问题时表现出不足。对平台私权力失范的成因与特点分析显示,政府治理在网络空间技术壁垒面前的“水土不服”与网络平台兼具公有性与私有性的矛盾,是私权力治理困难的症结。平台运行呈现出多主体参与的特点,因此对其治理也应该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用户是平台经济最广大、活跃的参与者,提升用户在平台治理中的地位与参与程度,建设多元主体、多方合作的治理模式,将为平台治理提供有益补充与完善。     

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何以进入政策议程?——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有助于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并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多源流理论在探析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内在逻辑上具有一定适用性。平台垄断焦点事件、相关数据和平台反垄断执法现状构成问题源流。已有的反垄断政策、专家学者的建议以及国外平台反垄断的经验构成政策源流。反垄断机构权力日趋集中、数字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以及公众对平台垄断的日渐不满构成政治源流。“政治之窗”持续开启促成三大源流耦合,从而推动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出台。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议程设置也提供了一些有效经验,如注重政策反馈的积极作用、加强借鉴国际社会政策经验、构建多元化的政策意见渠道等。     

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

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促进共同富裕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经过百年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数字经济新时代背景下又有新的要求。数字经济对增加就业,推动市场活跃稳定;缩小差距,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弥补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有巨大意义。不断认识数字经济背景下共同富裕建设存在的问题,不断探讨应对问题的有效路径,有助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一位五旬外卖骑手的诗和远方

如果人是一株植物,诗歌就是竖起的棚架,为生命提供向上的力量。正如王计兵的一句诗: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这是诗歌《赶时间的人》中节选的片段,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激荡的语言,有的只是描述朴实人生的“字字珠玑”。这首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后引起很多网友共鸣,大家纷纷点赞:很有力量,劳动者的诗篇。     

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对第三方原则的双重反思

在侦查场景中,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关系到相关信息能否获得保护、相应的取证手段是否属于强制性措施而受到规制,美国判例中呈现的第三方原则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视角。该原则的理论基点主要包括公民对向第三人传递信息的行为自担风险,公民对存储在第三方的数据不具有主张合理隐私期待的权利基础等。然而,第三方原则已然无法适用于平台控制下的个人信息,原因在于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之间的联结在信息流动过程中并未被斩断。加之对第三方原则的全景式、本土化反思,可得到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权利配置的基本构造：一方面,以信息主体之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为内核,涉及隐私权、个人信息利益、通信秘密等权利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平台而言,相关数据调取措施所造成的干预集中于平台的经营自由权,包括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克减与协助数据调取义务的课予,平台借此得以与执法机关积极博弈,构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外核。     

互联网情境中青年低碳实践的游戏化驱动：模型、演变机制与伦理反思

以“蚂蚁森林”等虚拟社区为代表的环保共创项目,因其游戏化设计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参与,并且产生了显著的低碳减排成效。为厘清游戏化设计对青年在线低碳实践的核心驱动所在,文章选取“蚂蚁森林”“绿色家园”“熊猫守护者”作为案例,借助网络民族志等研究方法,构建了基于情感娱乐、成本利益以及道德规范三层驱动机制的游戏化环保模型,并提出了用户从入门“心流体验”到终局“他人之眼”的阶段性内在演变机制。然而,游戏化环保也存在着娱乐性和严肃性边界消弭、环保共同意义空间的割裂与偏离,以及成为“漂绿”噱头等伦理隐患。     

数字经济与房地产中介：创新or摧毁——以贝壳找房为个案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对房地产中介的影响,表现在促进了传统房地产中介的转型,我国房地产中介突破了传统中介企业面临的地域、时间、交易规模、信息沟通等约束,创新性地形成了房地产中介平台。房地产中介平台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细化中介业务分工、提高经纪人合作效率、弥补行业协会短板提升了市场效率,同时也挤压了传统中介的生存空间,形成中介市场的数字资源的垄断,加剧了买房人的负担以及经纪人的权益和保障扭曲。数理推导证明,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中介平台的经纪人通过信息干扰,对房地产成交价产生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