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鲜明特点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有以下鲜明特点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外交战略的规划和外交策略的把握体现了务实性 ;对国家统一和南沙群岛等问题的处理体现了创新性 ;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实行改革开放的问题上体现了和平与开放性 ;在中国外交的战略方面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处理民族利益和世界利益的关系上既着眼本国又面向世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高瞻远瞩 ,善于立足长远 ,面向未来     

论罗马法形成过程的开放性及其灵活性--兼谈其对我国编纂民法典的启示

本文在对罗马法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和评析的基础上 ,分析了罗马法在形成中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 ,进而结合现实的立法情况探讨了上述特征对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启示。     

论周恩来外交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中法、中英建交谈判为例

周恩来是新中国开国总理兼首任外交部长,他既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也是伟大的外交家。他和毛泽东一起,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鞠躬尽瘁,奋力拼搏,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新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地位与威望。     

体制内外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差异研究

灵活性和安全性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状态,平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是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目标。平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安全性,需要打破制度性障碍实现体制内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法律监管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和合行政观：中国特色政府行动原理之内核及其灵活性治理意涵

公共行政观源自约束条件下可治理性寻求的日常政府治理实践，而“可治理性寻求=确定性寻求+灵活性寻求”。理性行政观擅长确定性寻求，和合行政观则以灵活性寻求见长。和合行政观在本体论上强调关系本体性；在认识论上主张复杂范式、关联思维、辩证逻辑以及三分法；在价值论上强调和的逻辑、各得其所以及允执其中。在政府行动层面，和合行政观强调以“讲求度”“阴阳互补”“关联主义”以及“变通主义”为方法。融合理性与和合精神于一体的“理性-和合”行政观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朝向兼顾确定性与灵活性的方向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我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的程序意蕴

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以程序的视角观察可见：一方面，地方的国家机构有权提出中央需要研究、回应的议程；另一方面，中央国家机构在最后环节保有对地方动议的否决权。“主动性、积极性”区别于“灵活性”。“灵活性”与“原则性”相对，意味着制定特殊规则、采取变通措施。国家机构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和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仍可一致地解释。两种民主集中制都允许从属方提出意见，而主导方仍可拍板定案。     

印俄高度军备依赖关系生成机制探究

依赖关系可以出现从轻微依赖、中度依赖到高度依赖等不同程度的情景，是否存在供求关系、是否涉及关键资源、能否承担转换成本是判断国家间依赖程度高低的三个标准。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军备合作达到了一种高度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伴随着俄罗斯作为资源供应国采取的主动锁定策略生成并得到强化。通过“展示—供应—刺激—捆绑”这一系列主动锁定策略，俄罗斯逐步强化了印度对其军备供应的高度依赖，也使其国防发展模式和作战理念深深烙上了俄罗斯的印记。在军备依赖的强化过程中，印俄关系得到积极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印度的战略灵活性也同时受到了损害，使印度处于机会主义风险中。当前印俄军备贸易过程中的摩擦、国际军备出口市场竞争的加剧、美印军事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印俄锁定依赖的稳定性。     

立法技术与刑法之适应性

刑法要增强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就必须既要维护自身的确定性,又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而对于此二者的协调,立法技术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语言技术、规范构造技术、法典体系技术的综合运用,立法者可以在刑法制度机体内构筑起刑法的适应性机制。而这种适应性机制,可以使刑法面对复杂、多样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在保持自身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