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信仰的影响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交流,后现代主义传入我国后,其怀疑、批判、反传统、反中心的基本精神迅速赢得了广大青年大学生的热衷和追捧。而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追求个性自由、宣扬不确定性的"碎片化"社会价值追求,并由此产生的价值相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也在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追求过程中埋上了阴影。如果高校教育引导不当或不及时,就极易对大学生信仰产生影响和危害,必须引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进一步解放思想与依法治国

法是外部强加的强制性行为规范。法治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是依法治国获得确立的基本条件。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德治和人治,因此,依法治国获得确立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摆脱政治的道德化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普及"权力是必要的恶"、"治国的逻辑起点应是利益冲突假设,而不应该是利益一致假设"、"治国的逻辑起点应是坏人假设,而不应该是好人假设"等观念的过程。     

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与杰出领袖——邓中夏(上)

邓中夏是我国现代史上首批现代工会运动的拓荒者,也是我国早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风云领军人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一直站在中国革命尤其是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前列,直至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英勇就义。在其短暂、光辉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对工人与工会运动的理论建树与实践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伟绩。     

论指导性案例援引的经验主义逻辑

司法经验是凝聚法官智慧、传承司法技艺的重要渠道,也是司法机关确保同案同判、实现个案公正的内在路径之一。我国司法机关援引指导性案例,实质上是将司法经验同司法裁判相对接。而案例援引过程也暗含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等法律推理方法,确保了司法经验、司法智慧与法律规则的科学融合。但目前急需矫正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理性同指导性案例援引的经验主义之间的矛盾。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理性对待权力

毋庸置疑，权力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而能否用好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领导干部是不是理性看待权力。这里讲的理性，应该是真正懂得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意味着对党和国家担负的责任，意味着对人民群众应尽的义务。“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溯源,以及分析原因。必须把握社会主义这个前提,以区别于普世价值,再区别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发挥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在实际的宣传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取向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风暴后的理性：审计突围

风暴之后,审计必将回归理性。审计本身如何保持锐度？这是监督力的问题;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否及时有效地处理？这是执行力的问题。若不能从深层角度去剖析审计面临的疲态与尴尬,那么一切思考都必然流于表面。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初探

合理性是指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诉求，即理解与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这一主要思想集中在《交往行为理论》当中。哈贝马斯是在合理性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理论。通过对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的分析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合理性，也有利于探讨现时期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的条件和机制。     

周恩来与黄炎培的革命情谊

正一代伟人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十分注重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他与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领袖、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创始人黄炎培在长期的密切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成为我党大力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光辉范例。团结抗战结为挚友1938年5月18日晚,黄炎培、周恩来应邹韬奋邀请参加了汉口生活书店举行的职工茶话会,并先后讲话。周恩来从当天徐州被日寇攻陷这件事讲起,分析了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