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害防止到风险预防:环境治理的风险转身与制度调适

"危害"和"风险"分别是传统秩序行政与当下风险行政的核心概念,语词之分的背后蕴含着制度应对的实质差异。危害防止强调对确定性损害和可预测危险的预防和阻止,是现代环境法应对的重心;但随着风险社会勃兴,对不确定风险的预防也逐渐成为国家应当承担的基本任务。我国环境立法已经对风险预防有所回应,但仍然存在风险预防法律地位不明、风险治理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需要以预防原则为接口重塑风险预防在环境立法中的表达方式,以公私合作为基础建立环境风险治理的治理框架,并以程序理性为内核建立环境风险治理的裁量控制机制。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环境治理的法治构建

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和控制是环境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务,构建环境治理的法治体系成为应对环境风险的重要手段。以环境风险为重要议题的社会风险理论内含了风险的成因分析与风险解决的路径探索,对中国环境治理法治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环境治理的法治构建上,应当重视制度自反性,构建“回应型”环境立法;预防“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强化责任导向的环境执法;遵循风险预防原则,探索能动性环境司法;实现“政治再造”,形成公众参与的环境法治氛围。     

用发展的理念统筹城乡环境治理：资阳市雁江区场镇“八化”综合整治的探索

近年来,四川省资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建筑布局合理化、街面院落洁净化、垃圾处理无害化、车辆停放有序化、市场管理规范化、过境公路通畅化、店招广告美观化、场镇文明和谐化”为主要内容,进行场镇“八化”综合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     

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环保NGO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效果、限度及行动策略 ——基于国内十个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社会发展转型和环境污染加剧的背景下,社会组织肩负着破解环境治理困境的责任。为了检视环保NGO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效果,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建立起研究指标体系,形成了9个观测变量与26个测量指标。通过对国内十起环境治理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发现环保NGO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在促进公众认知、动员多方参与、助力公众维权和推动政策过程等方面。但环保NGO在合法性获取、组织间合作、组织能力发挥和目标韧性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成为其参与环境治理效果不彰的重要原因。基于此,环保NGO应该基于环境治理类型采取权变策略和竭力策略,基于资源获取类型采取内源化策略和多元化策略,以提升环保NGO参与环境治理的效果。     

大数据驱动下政府环境治理模式的演变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国家环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对企业履行环境监管责任带有事前监管强、事中监管弱和事后处罚轻的特点,易造成环境风险累积并可能最终爆发环境污染事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环境质量监测和企业排污监测,创新大数据使用规则,增强污染源过程监测从而建立起常态化监管制度。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优化纵向政府间环境治理的职责分工,提升国家环境治理效能。我国应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大数据基础建设和应用研究,健全大数据赋能环境治理的制度规则。     

差序协同：跨域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合作图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跨域环境治理在复杂的主体利益关系模式下表征为圈层嵌套式的差等网络结构与级序行动逻辑,即差序协同模式。从环境污染正在经历的由局部向广域转变的解域化过程来看,差序协同既源自于跨域环境治理知识生产者与接受者的分离,又归因于权力结构内部权力主客体的互动关系。受此影响,跨域环境治理极易陷入过密治理与试点空转以及制度悬浮与行为失调的藩篱与窠臼,由此阻碍“制度—效能”转化,以致“局部有效而整体失效”“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样态此起彼伏。为达到“收放自如,进退裕如”的国家治理高度,就我国跨域环境治理体系而言,我们应将政府、市场与社会视为一个抽象的连续体,并以链式思维消解行政替代困境和自治缺位困境。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内驱力激励：理论阐释、机制构建与实现工具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的假设、理性行动理论成本—收益的分析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权衡博弈的阐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存在行为偏好有限、行为意愿不高以及行为自觉性缺乏等内驱力不足的问题,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实现地方政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合意,需要构建利益契合、政治预期与价值认同的复合激励机制。同时,还需要凭借税收制度、财政制度、考核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来推动激励机制的实现,最终达到激发地方政府生态创新实践内驱力的预期效果。     

全球化视域中的生态危机

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全球化根源于资本的扩张,资本的贪婪和扩张必然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但全球化又有两面性,全球化改变着世界,也为全球环境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球化唤起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全球化使国际环境合作成为必要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