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职业理想的追求

很多人认为赚钱多少是衡量一个律师能力的标准,身着名牌衣服、开着名牌汽车、住明亮宽大的房子、出入高档娱乐场、挥金如土、傲视群雄,当然连群雄都敢傲视的也是另类的群雄了。有人说,中国律师也只能是这样,不赚钱干什么呢?又不是在美国,美国的律师可以竞选议员、总统。当然美国的法官、政治家大多出身律师,为什么?是美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律师,是律师自身所具备的审慎、智慧,内心对民主、法制的追求符合民主政治、司法公正的需要。正是由于这样,美国的法律职业阶层从不怀疑自己对理想的追求,法官的终身制、高高在上受人仰慕的地位让美国的律师…     

“现代孟母”4年7迁3座城

长春、北京、杭州，4年时间，7次搬家，3座城市……吉林省一位母亲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在几年时间里．用行动演绎了一个“现代孟母”的故事，如今她的女儿终于如愿升入理想学校，但其孤注一掷，效法“孟母三迁”的做法该不该提倡却引起了一些争议     

李瑞英：小时候最大理想是当售货员

日前,内蒙古大草原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央视新闻主播李瑞英。中国亿万观众熟悉的李瑞英有着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人们知之甚少。而这一次,面对笔者,李瑞英要自己说说自己。地点,李瑞英选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厅。     

政府公共性的理想与现实

理想的政府公共性与现实的政府公共性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理想的政府公共性是纯粹的公共性 ,而现实的政府却具有公共性与自利性二重性 ,且自利性是政府无法克服的必然选择。用公共管理理念改造政府 ,是提高政府公共性程度 ,限制政府自利性扩张的有效举措     

透视"城中村"--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村落终结具有与农民终结不同的特殊机制。[1]村落终结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是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在村落研究方法方面,传统村落研究中使用"文本概括法"和"文学概括法"来处理个案调查的访谈资料,当代学者试图提炼出某种村落研究的理想类型或象限图式,但这些方法都存在着局限性。因此,需要另辟蹊径,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和更广泛对话能力的理想类型。     

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马克思哲学观之革命性转变

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仅标志着哲学主题的转换: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哲学观的革命: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马克思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确立了实践批判的价值理想、基本维度和当代视野,从而实现了哲学观的革命性转变.     

儒家理想人格与当代人的全面发展

儒家的理想人格设计在历史上对我国文明与人的发展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代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 ,儒家理想人格仍然有其独具的优越性。它所提倡的尚义崇仁、追求至善的价值目标 ,好学深思、通古博今的人才范式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内在品格 ,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广阔胸襟 ,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继承学习的闪光之处。当然对于其中的价值取向神圣化、片面化、不公化、保守化的糟粕思想及其对当代国民心理的影响也要进行全面的批判与深刻的反思。     

早期儒家的“时圣”人格境界义解

早期儒家的“圣人”人格理论构想包合看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理想的，具有终极性价值的“内圣外王”人格境界，另一个是现实的、具有实践价值的“时圣”人格境界。在早期儒家人格理论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圣”的人格境界存在看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思维转型态势，这种思维转型态势是与早期儒家对于“时”的认识深化过程存在看密切的联系。通过以“时”援“圣”，以及将非主体性范畴——“时”的主体化努力，早期儒家在现实价值实践中也完成了从汲汲于“内圣外王”人格境界向“时圣”人格境界诉求的转型。     

知识者的现实认知与文化想像——从20世纪40年代台湾作家的日文小说看其文化认同的困境

以 2 0世纪 4 0年代的台湾小说为研究对象 ,分析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的文化统治策略如何在特殊的战时体制下形成精神上的高压 ,而被异族支配的台湾知识者对于当时现实如何认知 ,并由此产生何种形式的反抗。呈现于小说当中的两种文化想像 ,其一是试图在审美的层面上重建汉民族的文化自尊 ;其二是隐晦地表达有别于殖民者意图的新的文化理想。这两者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据时代台湾知识者的精神状态。对这一精神状态的分析 ,有助于从学理的层面上厘清身处现实困境当中的近代东亚的知识者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和阶级问题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几点启示

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文化为载体,把安全管理的强制性和文化管理的柔韧性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用文化的手段和文化的力量去引导职工、凝聚职工、激励职工,促使职工把遵章守纪作为一种自觉行动,把企业的安全目标融入个人的理想追求,并最终实现安全管理的“无为而治”。近年来,我们通过加强安全文化建设,不仅为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为今后的工作留下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