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新变化

冷战后,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思想领域包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对民主和平等的原则等问题都有新的看法。同时,在党纲方面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巩固了其瑞典第一大党的地位。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瑞典社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之后又对其理论和政策不断创新,努力推动社会向着有利于劳动人民方向发展.它的理论和实践为瑞典社会增加了不少社会主义的因素.近年来它通过大规模政策调整使瑞典经济又恢复了活力,并成功地击败了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     

感受福利国家

笔者最近游览了北欧四国——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并且在大洋州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居住了三个多月,对这些国家所实行的高福利政策,有较具体的感受。以“老牌福利国家” 的代表瑞典来说,从公民呱呱坠地直到进入坟墓,几乎样样福利都由国家“包”起来:小孩     

海外中国名人命名之地

日本:孔子庙孔子在日本有着广泛影响,在长崎就有世界上在中国以外最完美的孔子庙。长崎孔子庙座落在华人居住中心的大浦町,占地3300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古典式建筑,庄重典雅。孔子庙建于1893年,是当年旅日华侨在清政府驻长崎领事馆的推动下兴建的。以后几经风雨,多有毁坏,旅日侨胞在中国政府和山东曲阜孔府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1982至1983年重建。长崎孔庙古色古香,庙前两棵高大的楷树,又称孔子树,花繁叶茂,郁郁青青,是当年建孔子庙时栽种的。距楷树后侧仪门前的一对石狮不远处,有一对石碑,一面刻有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孔子赞》,另一…     

瑞典政党是如何处理党政关系的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瑞典逐步建立了成熟和完善的政党制度。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时期里,瑞典五个议会大党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形成了成熟的政党关系。同时,瑞典在处理党政关系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政策和做法,保证了社会的有序发展。瑞典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瑞典模式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及其改革

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经济竞争的全球化,使瑞典模式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社会福利再分配模式受到挑战。瑞典政府在某些领域适当私有化、市场化,提倡多种力量合作投资福利,目的在于促进福利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然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手段和措施,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增强企业的活力,改革不适应全球化的政策,仍是福利改革的重点。     

欧洲发达国家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经验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创新型人才.笔者曾随浙江省领导干部管理研究班去瑞典等地学习考察,欧洲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经验和措施,值得学习借鉴和深入思考.     

中国视角下的"瑞典模式"

中国对“瑞典模式”认识是随着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及主导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的: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到“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从“平等富裕的典范”到“瑞典病”。今天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审视,“瑞典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结合自己传统和历史的制度创新:即意识到市场、私有制对个体原动力发挥的重要性;又认识到社会公平、平等对人的尊严实现的不可或缺性,这同样也是人类一种本质需求。努力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并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努力实现动态中的新平衡是“瑞典模式”的本质所在。     

瑞典的住房政策及其启示

瑞典社会民主党虽然从未主张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在职能社会主义方面却做过诸多有益尝试。瑞典社会民主党1932年上台执政后,在“人民之家”思想指导下,施行普惠主义住房政策,提出要削弱收入与住房之间的联系,力图保障所有阶层的住房权利,将全体国民纳入到普遍、平等、高标准的住房福利体系之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为其福利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瑞典的住房政策也受到了冲击：建造新房、房租、房产税等各种干预措施明显放松,在普惠性与选择性之间逐步偏向选择性。这一变化很快引起了瑞典民众的不满。社会民主党重新上台以后,瑞典政府在住房政策上又开始加大对市场机制的控制力度,重新向“人民之家”回归。瑞典虽从未大规模建造公有住房,却在住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调节效果,瑞典的住房政策经验可以为我国解决当前住房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参考。     

北欧绿党与欧洲一体化:以瑞典和芬兰为例

无论从议会政治实力还是选举支持稳定性方面来看,瑞典和芬兰绿党都是北欧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绿党。但是,对其欧洲一体化立场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的分析表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内在一致的、欧洲一体化政策上的“欧洲怀疑主义”,而是在明显地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北欧绿党欧洲一体化政策异质化发展的成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绿党生态主义的“绿色欧洲观”在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过程中几乎必然发生的战略选择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它的生态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所正在发生的过程一样。二是北欧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开始到90年代中期基本结束的民族国家利益重新界定与建构过程的客观结果,使得这一在自然地理和政治传统上曾经相对均质的区域国家间有了更多的异质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