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邓小平责任制思想建立和健全减灾责任制

邓小平管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高度重视建立“严格的责任制”。他在新时期纲领性文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现在，各地的企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这个思想在我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减灾工作中也是如此。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贯彻这个指导思想，李鹏总理在1994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防汛抗旱实行省长负责制，城市防洪实行市长负责制。”建立和健全减灾责任制是带动减灾全局的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对于…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主要有美国、德国和日本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存在多头执法、职责重叠等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模式是创新我国反垄断机构设置的一条有效途径。     

团结、创新、追赶、超越中的称多县

称多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青海省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东北部。北部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为邻，西北至西部与曲麻莱县接壤，南部与玉树县隔通天河相望，东部与四川省石渠县毗邻。东西长160公里，南北宽209公里，县域总面积约153万平方公里。现辖称文、歇武、清水河、扎朵4镇，尕朵、拉布、珍秦3个乡和赛河工作站，有57个村251个生产合作社，总人口47万人，其中藏族占到98％以上。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从孙中山、马克思有关论说的特定视角做出的思考

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内在基因，必须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当中进行探讨。结束中国11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经历的，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同三民主义和“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有一定的联系。大官僚资本的产生和迅速膨胀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能再用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比照，已经越来越多地添加进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的社会主叉”以马克思“共产”模式为核心，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孙中山的有关论说，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始终都要关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性，还特别需要澄清劳资关系问题．并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答复“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消费模式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消费模式的变化可以引致制度变迁和拉动经济发展,其本身也受生产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同时消费模式对人类自身全面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应当充分和科学地利用消费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注意消费模式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     

保持增长势头 促进农民增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状况大体经历了“三增一减”的四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多，使农民的收入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潮。从1990年至1996年，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逐年递增，而农产品的价格未变，致使农民收入下降；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     

再探交往的模式及实现途径

从传统的主客体交往到哈贝马斯的主体间交往,到马克思对主体间交往的进一步探讨,都留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的空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足点出发就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本文将追溯哈贝马斯的“主一主”交往模式,联系马克思关于主体的规定和交往中介的概念,以及当代苏州大学的任平教授从历史观的角度提出的由“主-客”与“主-主”双重统一的“主-客-主”基本构架的交往观,来探寻交往的科学模式及实现途径。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模式追求的变迁及相关思考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主导文化模式一直处于“忽左忽右”、“忽东忽西”的无定向之中;而且,由于政治生态等因素的影响,文化的断裂、历史的循环时有发生。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导致文化变革的延拓。因此,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一定要认准文化变迁的总体方向,摒弃文化虚荣心理,排除外在干扰,把握文化脉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切实有所成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新苏南模式的又一次创新实践

鲁迅先生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值得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吃螃蟹”意味着一种勇气。正是这种勇气，让“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的江阴人在率先成为全省首批全面小康达标县（市）后，积极抢抓宏观调控新机遇，全新起航．朝着“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追求目标——“幸福江阴”挺进。     

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次经济工作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严重亏损,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