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法中的生命权承诺——安乐死问题

被害人承诺作为排除行为犯罪性的正当化事由已得到大多数刑法学者的认同。各国刑法通说认为,对被害人的法益有处分权是承诺得以成立的前提。我国刑法理论普遍认为,财产、名誉、秘密、自由等是个人承诺的权益范围,而身体和生命等方面的权益不能承诺。因此,学界以及社会各界针对安乐死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持与反对的意见相持不下。本文从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视角对安乐死问题做简要的论述。     

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检讨与完善——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相互矛盾;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因根据城乡户籍把生命区别对待而遭到普遍指责;地方出台的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也各不一致,导致司法"同命不同价";被寄予彰显"同命同价"厚望的《侵权责任法》也因立法不足而加剧了司法实践的困惑,受到广泛质疑。建议今后立法对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作进一步的完善,摒弃城乡标准,统一死亡赔偿金立法,以合理填补为原则确立物质性损失赔偿标准,并加大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和增设国家抚慰金制度。     

酒驾发生交通事故致死 请客、陪酒人成了被告

日前,北京市密云县法院审理一起因酒驾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死者家属起诉请客人及陪酒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件。死者张某系石城镇石城村村民,二级残疾。2013年3月,张某驾驶残疾人专用车去石城镇张家坟村探亲,任某夫妇留张某在家用餐,席问任某、任某的侄子以及张某均饮用了白酒。午饭后,张某欲驾车离去,任某夫妇担心其酒驾,上前拦下。醒酒一个小时后,张某驾车离去。行至张家坟村南沟大桥时,张某因撞到指示牌坠入河中。当日,经密云交通大队认定,该起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属于醉酒驾车,死因为创伤性休克致死。张某的妻子及一对子女将任某夫妇及任某的侄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2万余元。此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原告、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     

论生育权、胎儿生命权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冲突——从“陕西安康对妇女强制引产事件”分析

2012年6月2日,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产妇冯建梅因为交不起生二胎的四万元罚款,在无家属陪同的情况下,被镇政府工作人员强行注射针剂进行强制引产。被引产的婴儿7个月大,已经近乎发育完全。该事件涉及到宪法中妇女生育权、胎儿生命权和与中国国情息息相关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将从宪法的角度结合此事件分析三者之间权利与权力的冲突。     

比较法视域下生命自主处分的法学理据

人有无生命自主处分的权利是现代民主国家歧义很深但又无法回避的沉甸法治话题。在生命神圣标语逐渐消退宗教神学色彩的历史进程中,民众日益关注、重视生命的品质,无论是基于人的尊严的核心价值发掘生命权的实质内涵,还是通过找寻自我决定权的权属位置肯认生命自主权的法律存在,在一个人自由、自愿、真挚的主观状态下,自主处分、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个人主义价值倍受尊崇的国家社会中理性而务实的时代回应。     

和平时期军人生命权保护的法学分析

生命权是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具有不可剥夺性。随着现代社会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权保护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军人是穿着军服的公民,他们在生命权问题上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却不具有实际中的合法性。不论是从宪法、国防法还是纪律条令等法律规范中,都鲜见明确保护其生命权的字样。在军人生命权的保护中还存在一些困境,需要我们加以反思并改进。     

内部退养职工工资不属离退休工资

早在1981年世界医学大会便通过了《患者权利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依据我国实际，也明确规定患者就医有以下10项权利：1．生命权：一个人的心跳、呼吸、脑电波不停止情况下的生存权及心跳、呼吸、脑电波暂停情况下的再生存权。2．身体权：患者对自身正常或非正常的肢体、器官、组织的支配权。不经患者本人或患者家属同意不能随意进行处置。     

胚胎的法律保护探微

人类胚胎是人类生命状态在发育生物学上的最早阶段，由于受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限制，所以长期被法律所忽略，也就没有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然而，随着生物医学科技的发展，胚胎逐渐有了发展成为生命权主体和客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胚胎而产生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人类胚胎是“人”，通过具体阐述胚胎的权利及其保护价值，并就我国的法律现状进行探讨，以期能让胚胎在立法上引起足够重视。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据调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组从1994年起,每年都收到关于安乐死立法要求的提案。随着大量当事人公开提出希望接受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其正当性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此情况下,立法对于安乐死的合法性评价,已是大势所趋。     

放弃治疗权探析

生命权在法律价值体系中具有最高价值,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和最终载体,放弃对危重患者治疗往往意味着让生命终结,对于仍有救治价值的患者而言实质上是对生命的抛弃.对这一问题作出何种法律评价,进而如何进行法律调整,是无法回避的沉重法律命题.患者、监护人及其他近亲属是否有权利放弃治疗,目前属于法律空白,需要深入探讨.本文试从我国生命权的法律规定为基础,对垂危患者放弃治疗权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