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持续发力

2020年6月至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专题调研。同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关于《决议》落实情况的调研报告。     

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演进逻辑、伟大成就与着力方向

党的二十大明确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构成。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二十大召开,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经历了萌芽探索、初步发展、丰富完善和全面深化四个阶段,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托与清晰的演进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之路彰显历史伟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生态文明中国之路指明了方向,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四个方面提出了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着力方向。     

环境犯罪轻刑化研究

近些年有不少环境犯罪案件存在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从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分析轻刑化趋势中出现的困境来源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定位错误和过度强调刑罚预防功能。环境犯罪轻刑化趋势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以提高环境法治效果为目标,环境刑事司法中应当明确环境法益、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加法律解释检视程序、重视环境犯罪酌定量刑情节等。     

水坝对人类环境的影响及其规制

20世纪,100多个国家为了灌溉、防洪、发电等而大肆修建水坝,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本文论述了水坝建设带来的主要危害,针对我国实际提出了规制建议。     

强制婚检与婚姻自由的宪法保障

强制婚检与疾病婚禁婚制度有着密切的制度关联。在我国婚姻立法禁止患有特定疾病者结婚的前提下,法律将婚检设定为婚姻登记的前提条件有其合理性。但疾病婚禁婚制度对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干预逾越了必要的限度,《民法典》将疾病婚禁婚改为可申请撤销,这是在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健康利益之间维持了一个适当的平衡,因此符合宪法。在《民法典》不再将患有特定疾病作为禁婚对象的条件下,强制婚检制度就有必要随之改革。此外,可撤销婚姻制度也有助于推动公民在婚前积极进行婚检,因此没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最大的五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认识程度之深、政策举措之实、投入力度之大、群众满意度之高前所未有当前我国距离实现碳达峰目标已不足10年,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目标仅有30年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目标,时间更紧、幅度更大、困难更多,任务异常艰巨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围绕“提气、降碳、强生态,增水、固土、防风险”,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专访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老实是最大的捷径”

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成功的标志,是打造出世界上第三套生态体系,我国计算机发展现在是第三阶段,目标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实现自主性,现在还是有不少地方依赖“市场换技术”的模式,多款CPU、整机产线一拥而上,以此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机会。买一条传送带只要几万元,再买一些螺丝刀和桌子,一条整机组装线就建好了,但整机组装是整个信息产业链中最不值钱的部分发展核心技术不要幻想“弯道超车”,像芯片这样的高复杂系统能力建设需要以30年为周期,不能经常“翻烧饼”,别人封锁时我们自己研制,别人放开了我们又放弃自主。龙芯已经干了20年了,相信再有10年,我们能初步建成第三套体系。     

乡村振兴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有效对策研究

在本次论文研究中首先深入分析与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之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重要作用,其次研究在农村发展中践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必要性,最后根据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法律体系建设策略,用以切实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得到全方位的实践,期望通过法律的手段为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保驾护航,进而助力农村地区切实实现乡村振兴。     

生态破坏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研究

生态环境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从党的十八大至今,我国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塞罕坝林场、三江源国家公园、大兴安岭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在不断推进。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在《民法典》第七章第七编将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列为两类责任,并于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了在生态环境侵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解释》,详细介绍了生态破坏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但在生态破坏惩罚性赔偿制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生态破坏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范围不够明确、将主观要件限定为“故意”过窄、应当对“严重后果”进行明确。为完善生态破坏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当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探析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被确立为重大国家战略,在此机遇下,国家对黄河治理与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亦为黄河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在依法治国理念的指导下,需要健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同时也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黄河流域所涉范围广,加之生态效益的共享,极易导致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之间利益的不平衡,加深流域范围内相关主体的矛盾,阻碍流域保护和经济发展。为实现公平,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应运而生,在初步探索试点过程中,取得了些许成效;同时,在实践检验中也暴露出当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法律体系稳固性不足、补偿内容多元化不足以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立足问题导向对其加以分析,建议从国家立法、地方立法以及专门立法细化法律规定以稳固法律体系,从拓宽主体范围、成本支出角度评估补偿标准以及适用“开源”型补偿模式丰富补偿内容,从行政执法监督、司法监督以及公众监督三个角度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