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口计生委关于印发《湖南省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公务回避暂行办法》、《收取(退还)终止妊娠保证金和征收社会抚养费程序》、《再生育证审批、延期程序》和相关法律文书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人口计生委(局):2007年9月29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为全面贯彻实施新修改的《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范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特制定《湖南省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公务回避暂行办法》,修改了《收取(退还)终止妊娠保证金和征收社会抚养费程序》和《再生育证审批、延期程序》,修订了相关法律文书。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予以公开。     

生育政策变化对女性权益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北京市妇女的调查数据

二孩政策的全面推行是基于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而形成的政策决议,对于优化我国的人口结构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女性作为生育的责任主体,劳动就业、婚姻家庭等自身权益势必会在生育过程中受到诸多影响。为更好地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必须建立全面的女性权益保障机制,以保障女性在生育下一代后依然有机会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生活。     

作为公共问题的“脱单”与“脱单”中的政府责任——基于需求溢出理论的分析

在我国老龄化加深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适龄单身男女的“脱单”问题已成为一个亟须政府介入的公共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婚姻自由权作为基本人权需要政府创造条件予以保障;二是由于“脱单”问题关乎人口生产、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重大公共问题;三是由于政府拥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能够弥补其他主体在“脱单”治理方面的不足。而“脱单”治理问题本质上是为了解决特定群体的择偶难的问题。为此,政府应找准介入“脱单”问题的角色定位,通过出台助婚政策和营造宜婚环境,为适龄单身男女的“脱单”创造更适宜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对家庭生育功能的保障和干预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承担着物质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功能,国家通过家庭实现社会发展与民族繁衍,也为家庭功能的实现提供相应的支持.对家庭生育(人口再生产)功能的保障包括生殖和抚育两方面,通过保障妇幼健康、女性生殖健康以及女工劳动保护等促进家庭生殖功能的实现,通过产假、哺乳假、生育补贴、照顾津贴、公共托幼服务、家务劳动社会化等...     

浅谈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推进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总的要求就是要建立在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宏观计划指导下,形成督促、考核、组织、引导服务、村(居)民参与和落实计划     

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构建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方向指引和重要举措。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有内涵和外延之分，需要平衡好婚育行为与观念、不同孩次政策对象、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公域与私域、不同主体利益等关系。为此，构建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需要将诸多因素纳入考量范围，特别是融入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宏观结构，评估规范性要素、规制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等中观过程，客观看待育龄夫妇双方、多代际家庭的微观博弈，使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同向发力，共同形塑一个韧性制度框架。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构建与完善——基于国外经验的分析与反思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总和生育率虽有变化，但波动幅度较为平缓。作为现代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欧洲国家在现金补贴、产假制度及托育服务方面率先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试图缓解“低生育率陷阱”带来的后果。本研究从家庭补贴、产假制度以及托育服务等方面阐述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主要做法，在此基础上以瑞典、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俄罗斯为例，分析和对比这六个国家在不同国情下生育支持政策的侧重点，并通过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具体数据分析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在反思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对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建议，认为在三孩政策下，中国应从审慎使用大范围、高额度的现金补助，倡导周期性的家庭支持政策，落实以保障女性权益为目标的灵活产假制度，建立和完善以技术服务为支撑的完整性托育服务体系等多方面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不“立业”，难“成家”—青年-成年转变中的就业状态与婚育行为

“成家”和“立业”都是青年步入成年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青年的就业和婚育均面临着推迟、不稳定、多元化的挑战。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的追踪数据，文章从青年-成年转变的角度探讨了青年就业转变与婚育转变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中国青年的就业与婚育行为的关系呈现弱势模式的特征，成功就业是其进入婚育的重要基础；（2）在学状态会推迟青年进入婚育，且对男女青年的影响趋同；（3）受母职惩罚影响，婚育是女性成为不就业“尼特族”的重要原因。文章表明，促进和保障青年就业不仅有助于经济民生发展，对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也具有积极意义。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