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混种、换种制度看侗族传统生计的抗自然风险功效——以黎平县黄岗村侗族糯稻种植生计为例

贵州黎平县黄岗村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侗族传统生计在这里保存的极为完整.至今传承着世代精心培育的20多种糯稻品种.当地侗族居民通过糯稻多品种混种、换种制度和灾害预警机制,成功地化解了虫害、病害等自然风险.黄岗侗族的这一农事制度的抗御自然风险功效,不仅对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恢复传统生计树立了信心,也为这一地区推广生态农业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有益的借鉴模式.     

可持续生计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治理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都是关涉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具体到西南民族地区而言,其农村生态治理有效地在二者之间实现价值共契。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的推进,西南民族农村地区在生态和经济上都有所改观,但与"建设美丽中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我们应该深刻分析西南民族农村地区生态治理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努力实现本地区生态治理的善治,一是构建政府、农户、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治理系统;二是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创新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治理制度;三是以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双推进为动力。     

就地就近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生计恢复力测量及现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结合就地就近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建立农民工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赋权,使用一手调查数据定量测算生计恢复力,分析发现:农民工生计恢复力总体偏低,整体弹性大;各项生计恢复力差异较大,内部优化尚有待发展;学习能力总体来说较强,但技能培训、教育程度对于农民工生计恢复力来说是明显短板;男性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和在经济水平较好县域工作的农民工生计恢复力较强,在不同维度表现形式存在差异。政策制定应着眼于全面增强农民工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针对不同恢复力维度提升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农民工生计的恢复力。     

可持续生计理念下的社会救助政策改革

我国近些年在社会救助方面进展很大,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救助政策,基本形成了综合性的社会救助制度,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可持续生计理念对于社会救助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我国社会救助政策应该以可持续生计理念为指导并予以完善。文章从可持续生计理念的角度审视了我国当代的社会救助政策,指出其不足,并提出应该在制度设计、政府责任以及受助者参与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云南金沙江流域干热河谷灾变的历史成因及治理对策探究——兼论氐羌族系各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生态价值

清代以前,云南境内的金沙江流域河谷地带森林茂密、草原丰美、气候湿润,并未呈现干热河谷灾变景观。入清后,随着移民的增加,开发管理的无序,加之引入的经营模式与当地生态系统不相兼容,经长期积累后,毁损了多样并存的森林生态系统,诱发了干热河谷生态灾变的扩大化,危害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根治今天云南境内金沙江流域干热河谷灾变,应借鉴历史的经验,充分发掘、利用原生地各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和技能,这一地区干热河谷灾变救治才可望收到理想成效。     

“去山地化”:南方农耕民族生计研究——云南石屏县麻栗树村花腰彝个案

云南石屏麻栗树村花腰彝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村民传统的生计方式具有显明的山地化特征。人口不频繁流动时期,村民根据客观的物理条件,创造出一整套完全适合于地域空间的山地农耕方式。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国家文明化进程和科技下乡,麻栗树花腰彝开始"跳农门"。在经济理性成为村民主体意识的情况下,村民逐渐转型发展一些附带技术含量的技能,各种能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新兴副业于是进入村民生活,复合生业结构渐而成为花腰彝现代背景下的主要生计方式。     

追踪“神秘”的“超生罚款”

“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罚款”。金额到底几何，究竟用于何处？多名律师近日向卫生计生、财政、审计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却未能算清这笔“糊涂账”。这说不清、道不明中，是否隐藏着“秘密”？     

情书的力量

正算上附录,本书共辑录了包括鲁迅、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萧红等在内共17对民国文人的情书。这些情书就像是一个个穿越时空的心灵密码,充分折射出民国文人们挑战世俗,抛弃物欲浮华,勇敢追求爱情的时代特质。与鲁迅那过早沉淀到生活的情书截然不同,许多文人的情书充满了火辣辣的冲动。以敢爱敢恨著称的诗人徐志摩在致陆小曼的情书中称陆"你是我的生命,我的诗"。早就被徐志摩的才气深深折服的陆小曼则回之以"我愿意从此跟你往高处飞";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故事早就成为那个年代     

论共建共享进程中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

农民之民生问题构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民生问题.影响乃至损害农民生存权、发展权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很突出:教育成本过高;农民的就医问题即健康问题;失地农民生活难以为继的问题.要贯彻十七大精神,就得从最迫切的民生问题入手.当前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怎样对待他们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问题.我们必须从政策上对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加以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