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要件证明难题的一体化破解——兼论要素分析模式之提倡

我国关于主观要件的证明已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证明依据由“主观性证据至上”到“客观性证据优先”;二是证明对象由“主观要件优先”到“客观要件优先”;三是证明方法由“思路单一”到“对策多元”。主观要件证明难题的解决需要实体法与程序法协力并进。实体法层面宜改采要素分析模式,允许在一罪名内部存在不同性质的主观要素,不以行为人对后果的主观态度作为罪过唯一的判断标准,承认主观要素在刑法规范层面存在位阶关系。要素分析模式符合罪责原则,与我国推行的陪审员制度改革精神契合,且符合疑罪从无的要求,可以显著降低证明难度。     

正义从不缺席

1996年4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发生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公安机关确定为该案犯罪嫌疑人。同年6月,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死刑。2005年10月,系列杀人、强奸、抢劫、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赵志红落网,主动交待了自己于1996年在呼市一公厕内犯下的杀人罪行,疑似为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此案距今时隔18年有余,呼格吉勒图终于得以沉冤昭     

10年前,一起刑案因“疑罪从无”定案

浙江张氏叔侄、河南李怀亮、福清纪委爆炸案2名主犯……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有多起错案被纠正,有沉冤十余年的嫌疑人因疑罪从无重获自由。其实,早在10年前.云南省由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依据疑罪从无的审判理念,判决杨全高无罪释放。这起案件的无非释放判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灯塔式意义和价值。     

以贩养吸,犯罪数量如何认定?

正法院在对以贩养吸(贩毒之人同时吸毒)的案件定罪量刑时引用的法律条文是我国《刑法》第347条关于贩卖毒品罪的规定,但在合议案件时却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0]42号)。该通知在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中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     

论疑罪从无

正疑罪从无由无罪推定原则引申出来,是司法机关认定刑事案件待证事实应当遵循的重要证据法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刑事疑案的普遍做法,亦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明文确认。但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等现象,影响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从历史渊源来看,疑罪的处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有、从轻到从无的发展过程,其思想理念源于自古就有的有利被告原则。从理论逻辑来看,疑罪从无是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     

论“疑罪从无”对民事责任的影响

我国刑法所独有之疑罪从无原则,来源于西方无罪推定原则,但也有区别。对于依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告被告人无罪后,受害人及第三人能否以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或引用刑事判决进行抗辩,需从不同法系相关概念发展的历史沿革、我国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所采不同证明标准以及刑事判决既判力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等方面进行比较和讨论。这些问题将直接导致疑罪从无对相关民事责任的影响。     

从司法公正视角论我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思考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其核心是程序正当。而无罪推定原则正是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当的重要环节。我国历史上一直都强调惩罚犯罪，即追求实体公正，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程序的正当性，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控制犯罪”。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十多起像余祥林等冤案引起全国震惊，虽然这样的错案为数极少，但深刻反思才能带来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     

佘祥林冤案：我们离无罪推定还有多远

在民众关心、同情佘祥林遭遇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反思它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教训,以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将着重探讨佘案的症结之一—无推定原则的改革与发展。     

死刑案件应采用特殊审理程序

据2005年10月18日《上海法治报》的信息，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德刑事司法政策改革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采用严格限制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应当是我国死刑立法、司法的立足点，得到学者的共识。最高法院近期已经收回了一度由省一级高级法院行使的死刑核准权。陈光中认为，对死刑案件应采用最高限度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即使涉及重大嫌疑，如果证据没有达到证明被告人具有实施被指控犯罪行为的惟一性证明标准，就不能做出“留有余地”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等判决，而应当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做出无罪判决。     

贞查终结若干问题探析

侦查终结是侦查程序的最后一项工作，也是侦查程序的一个独立的、必经阶段。正确理解侦查终结的条件，准确把握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对准确、及时追究犯罪，有效地保护无辜，提高刑事诉讼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法律，对刑事诉讼实务中侦查终结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