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监听措施的法律建构

监听措施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网络通讯监听及其合理运用的政府保障

网络通讯监听是IT时代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其主要特征是监听主体的普遍性、监听对象的非确定性和监听范围的广泛性。主要类别包括即时单独网络通讯监听、即时多人网络通讯监听与非即时网络通讯监听。网络通讯监听存在正反两面价值冲突,我国应将其与网络舆情监测区分,树立令状原则并明确除外情形,建立其合理运用的政府保障。     

秘密监听程序立法研究

秘密监听在我国立法上几乎是空白,理论上鲜有研究。作者考察了西方国家秘密监听存在的三种模式,分析了我国秘密监听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提出了我国未来秘密监听立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经一方同意监听问题探析

经一方同意监听是指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在征得通信一方同意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监听.经一方同意监听的合法性在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确认.经一方同意监听具有正当性,可以作为任意侦查措施,但是在运用中要做如下限定:适用时主观上不得具有非法目的,正确把握当事人的自愿性,遵循比例原则.     

律师会见问题之研究

会见权对于司法公正而言极其重要,是律师行使辩护权以实现诉讼中控辩平等的基础。2012年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相统一,为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便利条件,从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更加突显尊重与保障人权,但是细究相关规定,不免会发现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旨在充分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的规定,对其进行反思,寻求对律师会见进一步的完善对策。     

秘密监听与隐私权保护

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手段也在日益的科技化，给侦查案件，打击犯罪带来诸多挑战，这就使得侦查机关不得不在侦查过程中运用一些科学技术手段，增强侦查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秘密侦查，也被称为技术侦察，秘密监听就是这类侦查措施之一。秘密监听是指刑事侦查机关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安装窃听器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进而从中获得犯罪证据的一项侦查措施。秘密监听措施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提高了侦查机关的破案率。     

中国秘密侦查之法律现状研究

秘密侦查方法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与犯罪做斗争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犯罪侦查自身规律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手段已经被广泛使用,并被司法机关大致认可,但时至今日秘密侦查的使用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法律上没有明文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一直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     

秘密监听的事后救济问题解析

刑事侦查中秘密监听措施可弥补传统侦查手段的不足；但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隐私权。基于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理念，对秘密监听行为应当进行事后救济。判断违法监听的标准包括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结合域外经验和我国现实，秘密监听的救济制度包括告知、审查、对违法资料的处理及民事赔偿、国家赔偿、刑事追究等制度。     

监听窃听等有望用于侦查职务犯罪

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透露,在新一轮司法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将加大对刑罚执行环节的监督力度,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将由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变为同步监督。近些年来,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日益复杂,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手段,使用一系列秘密侦查手段,得到检察机关内部不少人士的认同。     

对于完善我国监听制度立法的分析

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为弥补传统侦查手段不足,有效打击犯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监听本身固有的隐密性、强制性,加之我国有关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几乎是一片空白,使得这一有力武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极易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经验,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此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两种价值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