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职务犯罪监听程序设计

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虽然在广泛地运用监听措施,但长期以来监听一直缺乏立法上的程序限制,尤其是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实施监听更是没有明确的授权,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这显然与我国宪法所强调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不相适宜,今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诉修正案》),其中虽然对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有了授权的规定,但规定的相当抽象,没有对监听的提请、监听令状的签发以及执行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本文将尝试对我国职务犯罪监听的程序进行初步设计。     

比较法视野下的律师会见权法律保障与制约——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为参照

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彰显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程度,获得律师的帮助是国际人权法确认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每个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所应享有的“最低限度保障”之一,其中会见权是刑事诉讼程序中必须保障的一项重要权利,否则律师难以完成整个诉讼阶段的实质辩护目的.完善律师辩护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的突出亮点,虽然我国律师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会见权利有所完善,但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仍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思考和适时完善.     

再造监听情报的诉讼价值实现途径研究

随着现代警务科技的发展和监听技术的日臻成熟,监听侦查在控制和打击犯罪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关于监听手段的法律规制在学界尚存在争议。在实践上,各国关于监听侦查的法律规制虽各不相同,但对于监听情报作为诉讼证据的证据价值都有严格的要求。在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的大形势下,本文探究性的挖掘监听情报的诉讼价值及其在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规范,期望以此对完善我国监听情报侦查制度有所裨益。     

论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规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亦日趋复杂化。一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的犯罪，已经对传统的“回应型侦查”侦查行为提出了挑战。为更有效的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与之相时应的“主动性侦查”措施越来越被侦查机关广泛的采取。但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住宅权、名誉权等重要公民基本权利，遏制非法的搜查、诱发犯罪等活动，必须对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进行严格的规制。     

监听反监听成了＂西方游戏＂

斯诺登再次搅动本已敏感的美欧关系。这位还在俄罗斯避难的美国情报机构前雇员．因为揭露美田情报机构的秘密监控计划，而受到全世界的持续关注。     

论网络通讯监听——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网络通讯监听，是指利用网络技术为主轴的相关技术，截取他人秘密通讯的行为，包括任何通过网络所截取的声音、文字、图片、影像、电子邮件等信息。网络通讯监听与传统电话监听不同，电话是点对点的传送，网络是通过封包交换系统处理许多使用者的封包。网络通讯监听如果是截取通过某一节点的封包，必须进行过滤，进而取得所要的内容，在此过程中，侦查人员可以看到无辜第三人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在进入聊天室观看他人聊天的过程中，可能会听到被监听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的聊天内容，牵连到许多无辜第三人，因为该监听节点不限于被监听人使用，每一个通过该节点的人，其聊天内容都有可能被截获，容易侵害第三人的权利。因此，网络通讯监听应当遵循降低侵害第三人权益被侵害可能性原则。因网络的特性，对网络通讯可以实行机动性监听。     

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研究

附带监听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立法与实践并未作出回答。但在充分汲取域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监听基本原则及刑诉价值权衡为标准进行分析对于同一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可以通过关联性标准及重罪标准获得证据能力;对于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在一般情况下无证据能力,但在重罪情形下可获得证据能力。同时,附带监听资料若想真正取得证据能力,尚需通过事后补正制度与证据调查程序检验,从形式与实质层面对其进行治愈。     

浅论监听在侦查中的应用

监听技术作为技术侦查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侦查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现阶段监听侦查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规制,在侦查实践中,常常出现非法监听现象,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本文将从监听的适用对象以及程序规制方面探讨如何正确的在侦查中使用监听技术。     

美国监听立法史述论

美国堪称监听立法的母国。本文沿着宪法、判例法及制定法的轨迹梳理了美国监听立法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历程，重点介绍了合理隐私期待、令状和风险承担三大核心规则。纵观美国的监听立法史，科技与法律的互动，判例法与制定法的合力，公权与私权的博弈铸就了今天的监听法制，而注重程序制约才是合理运用监听的关键。     

构建我国监听制度之分析

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的监听由于本身固有的隐秘性、强制性以及我国在有关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的阙如，使得其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极易造成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实现保障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两种价值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