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生成的始点

任何价值活动都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在价值活动运行轨迹中，价值活动的任何结果都是价值活动逻辑始点的一种规律性的延伸。探求价值生成的逻辑始点对认识价值运动规律以及促进价值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生成既是基于价值合理性上的科学活动，又是基于价值合目的性上的意义活动。从价值生成的源泉上讲，把价值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作为价值活动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本质表征的核心缘由。     

科学发展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之哲学分析

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主要解决“为何发展”与“如何发展”两大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正确与否决定了发展观是否具有认识上的科学性，反映了主体活动的合规律性诉求；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反映出发展观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底蕴，体现了主体活动的合目的性诉求。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坚持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论行政诉讼中的合目的性审查

我国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单一审查形态,不能满足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应该逐步建立由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和合目的性审查组成的全方位行政诉讼审查体系,才能更好地因应实践的需要。文章从探讨单一合法性审查的局限性及解决方法入手,逐步导出合目的性审查,并对其含义和审查方法等进行具体探讨。     

授权改革试点立法条件成熟的学理诠释

授权改革试点是新时代我国推进改革创新的法治化路径,明晰其立法条件成熟标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当前的法律规范和理论共识中无法找到涵盖相应标准的可行方案,过往试点经验也只是零打碎敲、未成体系,由此导致制度实践中改革效率受限、新法权威性不足等问题。从授权改革试点的规范设计、本质属性和过往实践来看,其立法条件成熟的标准应体现为一种合目的性判断逻辑。该判断在价值目的上,考察试点对改革发展方向和授权预设目标的落实;在规范性目的上,分析试点设计是否明确、具体、可执行,与法律体系是否融贯;在事实目的上,判断试点手段对客观规律和比例原则的遵循;并按照“价值目的—规范性目的—事实目的”之顺序在实践中具体展开。     

刑法教义学中的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一种独具一格的法律解释方法,它超越法律文本的语义范围,具有对语义解释的补充性。目的解释的目的是指规范目的,它为目的解释提供了实质根据。目的解释可以区分主观的目的解释和客观的目的解释,主观的目的解释探寻法律制定时的立法者意图,而客观的目的解释则以立法者通过法律文本所反映的规范目的为解释的根据。这两种目的解释对于正确理解法律文本的含义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客观的目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实际适用价值。目的解释存在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两种情形。在刑法解释中,受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目的性限缩具有正当性,但目的性扩张则被禁止。因此,刑法教义学中的目的解释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中目的解释的特殊性。     

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及其对婚姻家庭编实施的启示

家庭法与家庭生活存在一定的意义分野,家庭生活的亲密性和伦理性决定了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存在一定的界限,法律应当为家庭的自我管理保留足够的空间。基于家庭法和家庭生活的互动关系,家庭法对家庭关系的介入应当采用目的性弃权模式,使国家有针对性地对公民的家庭生活进行法律层面的干预。当家庭关系陷入危机甚至破裂,或者影响到第三人,或者违反保护家庭中弱势群体等底线道德时,家庭生活的亲密环境就让位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界分的需求,家庭法方可有的放矢地介入。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具体制度提供了理论渊源,婚姻家庭编应当以之为指引,促进自身规范的解释与适用,并在处理与其他各编关系时保持坚守与张力,以共同推动《民法典》为人民群众提供坚实的权益保障。     

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强度之检讨

我国法院在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强度方面存在差异,具体体现为“是否存在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是否可能”以及“是否实质履行了法定职责”这三个审判基准上的不一致。这反映出我国理论上存在秩序性审查模式与合目的性审查模式两种理想类型。从国外的司法实践中看,英、美、法、德四国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都具有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制度装置。鉴于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案件的合目的性审查模式引入制度的条件,下一步在合目的性司法审查模式的完善上应立足于司法审查标准的细化、区分合理性与专业性审查、完善不同层次的义务来源体系、考量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程度以及进行必要的理论借鉴。     

关于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我国金融犯罪分类在理论上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展开的,在明晰金融诈骗犯罪立法沿革背景下,基于对犯罪客体概念的重申和犯罪客体的犯罪化与犯罪分类机能的认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独立设节虽然能突出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但是违背了我国以同类客体作为《刑法》分则章节设置的标准。从实然的法规范和应然的法体系视角来看,应将其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从应然的目的性视角来审视,未来《刑法》进行补正解释或将其纳入《财产犯罪》一章也许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对我国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转变的有力回应。     

刑法解释是否可以适用"漏洞补充"方法

类推论证和类推适用在刑法解释中不能被禁止,但类推适用毕竟有逾越罪行法定原则的嫌疑,对类推适用的解释方法要通过字义解释以外的其他解释方法(历史的、系统的和目的论的方法)进行合理的限制.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以法益侵害性作为判定行为犯罪性的标准将某些行为排除出犯罪,其对实现人权保障机能裨益非浅,在刑法解释中应当保留该方法.目的性扩张解释方法可以在不进行条文修改的条件下有效解决规范的适用问题,因而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要.相对的罪刑法定决定了创造性补充方法有其存在的空间和可能.     

科学发展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之哲学分析

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主要解决"为何发展"与"如何发展"两大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正确与否决定了发展观是否具有认识上的科争洼,反映了主体活动的合规律性诉求;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反映出发展观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底蕴,体现了主体活动的合目的性诉求.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坚持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