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程序与实体之辩

法律程序之源在其自然过程与人为程序的联系和区别中显现。现代法律程序的实质是对历史法律过程的总结和拟制。这种拟制也是对争端解决习惯的模仿和创制,有正有误。实体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其结果则是过程的阶段性节点,它们都有可感性与认知性。程序和实体相互依存,重实体还是重程序都有其背景情况。现代的实体法与程序法都是法之流而非其源。程序与实体有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等内在关系。它们都处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动态平衡中,其中有解决实体性冲突的倾向性,也有程序价值选择的不平衡性。无论是侧重实体还是侧重程序,它们最终都要达到一种相对的动态平衡。     

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与和谐校园建设之关系

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健全高校严防严惩各种腐败、倡导廉洁从政的一整套约束机制和导向机制。和谐校园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指院校各系统协调均衡有序发展的态势，是校园内部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一种动态的过程和状态。在和谐校园建设诸要素中，科学是和谐校园之基石，公正是和谐校园之根本，民主是和谐校园之源泉，人文是和谐校园之灵魂。     

城市与生活

银川市区各公园,是人们休闲、健身的乐园,只见湖水荡漾,绿树成荫,人头攒动,人鸟相依,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让人爱之、惜之、喜之。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首先必须确立大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就是真正视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从整体上把握住规律,并以此作     

英国危机管理简述

（一） 英国的危机管理称为“整合危机管理”（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IEM））。由六个相互依存的环节构成：预期、评估、防止、准备、应对、恢复（anticipation，assessment，prevention，preparation，response and recovery）。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危机应对的准备方面、危机的应对和恢复方面。     

以发展为中心 构建和谐企业

企业与社会，好比自然界中的植物群落与周围的生态系统一样，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两者只有始终处于有序、和谐状态，保持相互的平衡，才能互为促进，协调发展。发展是构建和谐企业的物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企业的第一要务。构建和谐企业，必须以“发展是硬道理”为指导，树立科学发展观，始终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坚持发展不动摇。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一、着力抓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1．要正确把握和处理五个关系：一是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既要通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结构调整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又要通过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使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利益共同体：煤电一体化的趋势与选择

煤和电是构成我国能源安全的两大支柱，且是上下游产业，二者应相互依存、协调发展。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煤电间的矛盾不断凸显，供需上的巨大缺口，价格上的两难抉择，利益上的相互博弈，使得本已不太乐观的能源供应形势显得愈加严峻。煤炭涨价，电煤告急，从年初的抗击冰雪灾害，到前段的迎峰度夏、奥运保电，     

美欧TTIP谈判与中欧关系

美欧明确表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的原则和规则将是重构全球经贸规则的基准,因而TTIP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体系内权力关系、国际贸易分工地位及价值观三个方面。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大国高度相互依存关系已成为国际体系演变的结构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将制约TTIP的排他性。欧盟是国际经贸规则的改变者,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海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TTIP谈判和国际经贸规则变动将考验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国将面临欧盟更强的规制压力和对等竞争挑战。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中国应主动加强对欧外交,升级中欧经贸合作,了解、适应和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TTIP谈判对中国以及中欧关系既意味着严峻挑战,也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